立了「拉美文学与第三世界写作」研究小组；
在复旦大学，「热现实主义创作社」正式成立，第一批成员就达五十多人。
更重要的是，一种意识被唤醒了：学习外国，不是搬运工式的学习，而是对话者式的学习：借鉴经验，不是学生抄作业，而是同行之间的相互照亮。
1980年的深秋，当梧桐叶落尽时，中国文艺界的空气中，多了一种此前稀有的东西一种清醒的、自觉的、带著批判眼光的开放意识。
而这一切，始于一个二十三岁年轻人的一篇万字长文，一场关于「魔幻现实主义」到底该叫什么的名字之争。
许多年后，文学史家会这样评价：1980年秋天的这场争论，是中国当代文艺理论走向自主建构的真正起点。
从那以后，「西方标准」不再是不言自明的前提，「中国视角」成为严肃的学术命题。
而在当时，身处漩涡中心的许成军，正坐在朱东润先生的书房里，整理读者来信。
桌上堆著几百封信，来自全国各地，有大学生、工人、教师、文艺工作者，甚至还有几位监狱里的犯人。
一封来自宁夏的信引起他的注意。
写信人是个中学语文教师，字迹工整：「许成军同志：我在偏远的西北小城教书，这里连《读书》杂志都要晚半个月才能看到。但您的文章，我和同事们手抄传阅。您说得对，我们不能总用别人的尺子量自己的身材。虽然我不知道新路具体怎么走，但我知道，从今天起，我在课堂上讲《包身工》《荷花淀》时，会多一份底气——这是中国的故事，该用中国的眼光来讲。」
许成军放下信，望向窗外。
深秋的天空高远湛蓝，一群鸽子飞过，鸽哨声悠长。
而刚消停了没几天。
不知怎的，舆论风气又忽而一变。
一时间，各种报刊上再次硝烟弥漫，一场围绕拉美文学阐释权的「文化战争」全面爆发。
第一轮猛攻来自学术权威。
10月25日，《文学评论》刊发了南京大学教授赵锐的长文《警惕文化民粹主义倾向评许成军同志的几个观点》。
赵教授是国内研究西方浪漫主义的权威，文章旁征博引，气势逼人：「许成军同志以文化自觉」为名，实则贩卖一种危险的文化相对主义————他否定魔幻现实主义」这一国际通行的学术概念，试图用情绪化的热现实主义」取而代之，这是对学术规范的公然蔑视！」
「更危险的是，他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