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的氛围。我却认为，真正的百花齐放」，不是只有一种颜色、一种姿态的花齐放，而是红黄蓝绿、千姿百态的花都能自由生长。如果我们的文学批评只有一种声音，要么全盘接受西方话语，要么被指责为排外—那才是对「双百方针」最大的背离。」
「至于新路怎么走？我也没有现成答案。但我相信，当越来越多人意识到老路有问题时，新路就会在探索中出现。这条路，可能需要我们这一代人用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来走。但第一步，是要有迈出这一步的勇气和自觉。」
「与仲生同志共勉。」
这篇文章一出，舆论哗然。
支持者拍案叫绝：「这才叫辩论！有理有据，有破有立！」
反对者则批评「年轻人太狂妄」「不尊重老同志」。
但更多的人，是被文章中那种清晰的逻辑、渊博的引证和坚定的立场打动了。
「成军同志，海纳百川，已有大家之相！」
「成军啊，我们看著在学术圈成长，没想到已经有了今天的成绩。」
那个年代，很多人心里有类似的困惑，但说不清楚。
许成军替他们说清楚了。
最让人意外的是，十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在第五版「文艺评论」栏目，转载了许成军文章的核心段落，并加了一段简短的「编者按」：「近期，文艺界围绕如何借鉴外来文艺理论、如何保持文化主体性等问题展开了有益讨论。许成军同志的文章提出了值得重视的观点。在对外开放、文化交流日益扩大的今天，如何在虚心学习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同时，保持清醒的文化自觉，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课题。希望文艺工作者继续深入探讨，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贡献智慧。」
虽然措辞谨慎，但明眼人都看出：这是官方对讨论的认可，甚至是对许成军某种程度的支持。
这也算是许成军意识形态领域论文的反馈。
果然，两天后，更大的站台来了。
文联主席周阳，在出席内部颁奖大会时，被记者问到对这场争论的看法。周阳沉吟片刻，公开表态：「许成军同志的文章，我看了。年轻人有锐气，有思考，这是好事。他提出的问题：
如何在学习外国文艺理论时保持主体性——是一个真问题。我们既不能闭门造车，也不能全盘照搬。这个度怎么把握，需要文艺界同志在实践中探索。」
「我要强调的是，讨论要本著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摆事实、讲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