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食堂吃了顿便饭。刘建做了几个菜，土豆烧肉、清炒时蔬、豆腐汤，没有酒。吃到一半的时候，那个供应商放下筷子，看了一眼坐在对面的陆浩明：“陆镇长，我今天看了你们这个地方，厂房虽然翻新过了，但基础条件跟我们在温州那边比还是有差距。我最大的顾虑是——如果我们真的搬过来，能撑多久？”他的目光落在桌面上那碗汤上，“我们不是来考察的，我们是来算账的。账算得过来，就签。算不过来，再好的诚意也没用。”
刘老板没有说话。那个财务也没有接话。工程师低头夹菜，像是已经习惯了在谈判桌上沉默。
陆浩明放下筷子：“你担心的是路太远，供应链跟不上，还是担心本地工人撑不起生产？”供应商说都有。陆浩明告诉他，那批培训的工人已经在温州跟岗了一个多月，回来之后可以直接上岗，本地劳动力的成本，比温州那边低不少，那些省下来的钱，足以覆盖增加的运费。
供应商听完之后沉默了一会儿，又低头夹了一口菜：“如果你们镇能解决物流的问题，我就签。”
我记下了“物流”两个字，在笔记本上画了一个圈，旁边打了一个问号。那顿饭吃完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供应商走回面包车旁边，点了一根烟，站在车旁边抽完，然后拉开车门坐了进去。
第二天上午安排的是正式谈判。地点在镇政府二楼的小会议室，刘老板坐在长桌一侧，身后坐着财务。我坐在另一侧，旁边坐着李建军，王德厚坐在靠门的位置，像是来确认这扇门是否已经开到了底。谈判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内容从租金、水电价格、税收减免，到物流补助和员工宿舍的安排，每一项都列得清清楚楚。
谈判接近尾声的时候，供应商开口了：“我还有一个问题。”他看了一眼刘老板，又看向陆浩明，“如果我们签了合同，第一批货运不出去怎么办？”
陆浩明没有说话。刘老板接过了话头：“他连人的食宿都提前安排好了，你觉得他会让货卡在路边吗？”供应商没有再开口。
签约前一天晚上，我坐在办公室里把那份合同又看了一遍。
纸页上的条款已经改过三轮了。第一轮是刘老板带着会计在温州谈的，第二轮是李建军逐条核对的，第三轮是王德厚看了一遍之后用铅笔在页边加了几行备注。他用铅笔写得轻，像是怕留痕太重，但那几行字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