覆去地看那些潦草的字迹，最后注意到一条不起眼的线索，有人看见杨德福在案发前几天去找过那个老人，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后来走了，具体说了什么、待了多久，没人留意。
就是这条线索，成了当时唯一的突破口。
杨德福三十五岁，智力有些问题，村里人都说他“脑子不太灵光”，说话慢半拍，平时靠帮人干点零活过活，不偷不抢，谁家丢东西都不会怀疑到他头上。但治安局查了一圈没有别的嫌疑人，就把杨德福列为主攻对象。
理由很简单，他去找过老人，而且他“脑子不好使”，这种人最好突破。
审讯的时候上了“手段”，连续审了十几个小时，不让睡觉、不让喝水，办案的人轮番上阵反复问同一句话，“是不是你干的？”还诱导他说“承认了就轻判，不承认就重判”。
杨德福根本搞不清楚那些话是什么意思，被问得晕头转向，最后稀里糊涂地在笔录上按了手印，认了罪。
可他连凶器长什么样都说不清楚。
问他用什么东西砸的，他一会儿说“棍子”，一会儿说“石头”，一会儿说“锄头”，每次说的都不一样，同一个问题被问了七八遍，答案没有一次重合过。
现场采集到的物证和杨德福之间也没有任何能匹配上的直接证据，没有指纹，没有DNA，没有目击证人证明他出现在案发现场附近。
那条“他去找过老人”的线索，充其量只能证明他去过那户人家门口，跟杀人之间隔着十万八千里。
整份卷宗里唯一的“证据”就是杨德福那份前言不搭后语的口供，再加上那条本来就站不住脚的线索，以及几份办案人员自己写的、互相印证的情况说明。
就凭这些东西，法院判了杨德福故意杀人罪，十五年有期徒刑。
案子判了之后，杨德福的哥哥杨德明一直在替他申诉。
杨德明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初中没毕业，写东西也费劲，但他跑遍了能跑的地方。
他找到了一户人家的证词，案发当天下午，杨德福在他家帮忙修屋顶，从下午两点一直干到天黑，那户人家一家三口都能作证。
他还找到了镇上一个卖豆腐的小贩，说那天傍晚在村口见过一个陌生男人骑着摩托车往案发现场方向去，身形跟杨德福完全不一样。
这些材料杨德明一式三份，一份寄给了法院，一份寄给了检察院，一份寄到了市信访局。
法院的回复是“申诉理由不充分，不足以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