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远受邀参与了标准的全过程制定。
会议室里坐着伦理学家、心理学家、法律专家、监管部门代表。
有人提议更严，有人主张更松，争论不休。
陆远坐在角落里，听了一天，最后站起来说：
“我提一个构想——成立一个独立的科技伦理委员会，由伦理学家、心理学家、法律专家、用户代表共同组成，定期评估技术风险，提出整改建议。不是政府管，不是企业管，是大家一起管。”
全场安静了几秒，然后掌声响起。
这个构想后来被写进了条例的附则。
小厂商们怨声载道。
一个刚创业的年轻人在社交媒体上发长文：
“标准太严了，我们小公司根本做不到。硬件级真实性提示，成本增加一倍。心理评估机制，我们请不起专家。这是扼杀创新，是给大企业垄断铺路！”
评论区有人支持，有人反对。
记者把问题抛给陆远，他站在智联园区门口，穿着深灰色毛衣，手里没拿稿子。
“没有伦理的科技，不是创新，是灾难。”
他看着镜头，目光平静。
“如果一家公司连‘告诉用户自己是机器’都做不到，那它不配做产品。如果一家公司连‘用户的心理健康’都不在乎，那它不配做企业。创新不是绕过规则，是在规则内把事做好。”说完，他转身走了。
条例正式实施三个月后，大部分小厂商因技术不达标退出了市场。
有的转行，有的倒闭，有的被收购。
智联的市场份额，从百分之六十上升到了百分之八十五。
有记者问陆远：“这是不是垄断？”
他站在窗前，看着远处的远望大楼。
“不是垄断，是责任。市场份额不是抢来的，是担来的。别人担不起的，我们担。别人做不到的，我们做。如果这叫垄断，那就垄断吧。”
他顿了顿，“但我们垄断的不是市场，是风险。”
记者没有再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