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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国防部长直接问：“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可以购买美国的黑鹰直升机？或者九黎的山猫装甲车？”
“理论上可以，”库利科夫说，“但需要经过联合司令部技术评估，确保与华约系统兼容。”
“而且，莫斯科建议，如果购买九黎装备，最好集体谈判，争取更优价格。”
匈牙利代表眼睛亮了：“集体采购？像九黎共同体那样？”
“正是。”库利科夫点头，“莫斯科正在研究建立社会主义国家联合采购基金，集中需求，统一谈判，降低单价。”
这实际上是苏联版的“诊断工作组”思路。
通过集中采购，加强经济绑定，同时让盟国获得实惠。
会后的走廊里，东欧代表们私下交流：
“莫斯科真的变了……”
“他们终于明白：胡萝卜比大棒管用。”
“但问题是：他们的胡萝卜，有九黎的那么大那么甜吗？”
1988年1月，第一批改革效应开始显现。
在阿富汗：苏联撤军按计划进行，每月撤离1.2万人。
九黎派出的观察团进驻喀布尔，开始监督民族和解谈判。
出乎意料的是，九黎观察员表现出高度的专业性，不偏袒任何一方，严格按协议监督。
苏联外交官私下报告：“九黎似乎在认真履行中立角色。”
“这可能意味着，他们愿意在某些领域遵守国际规则，换取更大影响力。”
在东欧：波兰和匈牙利率先试探。
波兰政府宣布“考虑采购九黎的民用通信设备改善电信网络”。
匈牙利则与奥地利签署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
莫斯科的反应很克制：“只要不危及整体安全，经济合作是各国的权利。”
但东德，保加利亚等保守派不满：“这是在瓦解社会主义阵营！”
在华盛顿：“民主债券”的发行遇到麻烦。
原计划发行300亿美元，但六个月只卖出80亿。
美国民众的回应是：“为什么我们要花钱帮外国搞民主？”
“先解决国内的失业问题吧！”
而发展中国家对“民主套餐”的反应两极分化：澳洲等亲美政权欢迎。
但其他国家反应冷淡：“附加的政治条件太多，不如九黎的务实合作。”
1988年3月1日，西贡战略评估中心。
龙怀安看完长达两百页的《美苏战略调整分析报告》，笑了。
“他们在学我们。”他对周海平和陈卫国说，“但只学了皮毛。”
“苏联想用伙伴关系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