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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他们选择了服从罢了。
再加之对于皇帝来说……所谓理论，从来都是什么好用用什么，他们就算是劝谏自己的当朝皇帝都不见得有用，更遑论其他朝代的皇帝？
按照他们先前根据天幕所了解到的朱元璋的性子，那完全不是个好相与的帝王，朱熹甚至觉得，倘若自己在明太祖的朝代为官，自己弹劾皇帝的奏章一上……
……算了。
他们唯一值得庆幸的大概也只是，至少在宋朝，他们的理论没有被扭曲，甚至培养出了更多有风骨、有气节的士大夫。
那时候的士人还是敢说话的，还是敢为了“理”去对抗“势”的，那是程朱理学最初的模样，是他们真正想留给后人的东西，只要那套“以理抗势”的精神还在，他们就说不上是完全失败了。
至于后世怎么用它……那不是他们能控制的了。
天幕并没有给程颐和朱熹太多平复心情的时间，新的内容已经浮现出来。
【士隐不待说完，便道：“兄何不早言。愚每有此心，但每遇兄时，兄并未谈及，愚故未敢唐突。今既及此，愚虽不才，‘义利’二字却还识得，且喜明岁正当大比，兄宜作速入都，春闱一战，方不负兄之所学也。其盘费余事，弟自代为处置，亦不枉兄之谬识矣。”
当下即命小童进去，速封五十两白银并两套冬衣，又云：“十九日乃黄道之期，兄可即买舟西上，待雄飞高举，明冬再晤，岂非大快之事也！”
（甲眉：写士隐如此豪爽，又全无一些粘皮带骨之气相。愧杀近之读书假道学矣。）
雨村收了银衣，不过略谢一语。】
“愚虽不才，‘义利’二字却还识得”。
这句话一下子就进入了众人的视线。
他们可还记得，刚刚程朱理学中，一条重要的理论便是“义利之辨”。
“义”绝对优先，二程和朱熹都明确主张，当道义与生命、利益发生冲突时，必须毫不犹豫地选择道义。
朱熹看到这里，缓缓眨了眨眼。
在他的理论中，他提出“义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君子以义为利，小人以利为利。”。
义是天理规定应当做的事，是绝对的、不随条件变化的，利是人的私欲，是有条件、可权衡的。
当两者冲突时，不是“平衡”的问题，是“取舍”的问题。
舍利取义，乃是唯一正确的选项。
他又想起程颐的说法。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在程颐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