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按照常规传染病防护流程处理，加强患者管理，避免对院内其他患者和医护造成不必要的恐慌。有新的实验室证据再报。”
“实验室证据？样本送检中途因为‘容器意外破损’污染了！现在又有一个护士可能被感染了！这还不够吗？”雨宫对着电话低吼。
“雨宫医生，请冷静。我们理解你们一线的压力。但我们要对全市的公共卫生安全负责，不能因为个别医院的个别疑难病例就轻易启动高级别响应，那会引起社会恐慌，后果更严重。请相信我们的判断。继续观察，随时沟通。” 对方说完，干脆地挂了电话。
雨宫握着话筒，后牙龈都要咬碎了，一股冰冷的无力感席卷全身。
他看向隔离病房的方向，高桥健今天陷入了更深的谵妄，时而嘶吼，时而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低笑，对水表现出莫名的恐惧。
但当隔壁床一个老人咳血时，他却异常兴奋地挣扎，朝着那个方向嘶吼。
约束带深深勒进他的皮肉。
更让他心沉到谷底的是，下午，高桥健的母亲从广岛赶来了。
一位衣着朴素、满脸焦虑的中年妇女。
按照当时尚未极端严格的隔离规定，也因为疾控的“低调处理”指示，她在穿着简易防护服后，被允许进入病房探视一小时。
雨宫隔着玻璃，看着那位母亲握着儿子被约束的手，泪流满面，低声诉说着什么。
而病床上的高桥健，偶尔睁开血红的眼睛，眼神空洞地“看”着母亲，喉咙里发出含糊的、意义不明的音节。
一小时后，母亲抹着眼泪离开，说明早再来。
雨宫几乎想冲过去拦住她，告诉她你儿子可能感染了未知的、危险的疾病，你应该立刻去指定地点隔离观察！
但他不能。没有上级命令，没有疾控的确认，他擅自行动只会被视为制造恐慌，甚至丢掉工作。
他只能眼睁睁看着那位母亲，带着可能已经潜伏在身上的病毒，离开了医院，离开了长崎，踏上了返回广岛的路。
病毒，就像一颗无声的孢子，已经搭上了通往下一座城市的列车，而所有人都蒙在鼓里，或者说，选择了蒙上眼睛。
（第四天）
高桥健的母亲一早来了，但被告知患者病情“突然恶化”，已被转入更严格的隔离区域，禁止探视。
院方出具了死亡风险告知书和一些文件。
母亲在接待室哭了很久，最终在院方工作人员“耐心”的劝慰和保证会“尽力救治”下，带着死亡证明，预先开具的，和其他文件，神情恍惚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