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经据典，学生们在台下。
有的认真记笔记，有的低头刷手机，有的打著哈欠强撑精神。
他也曾讲过类似的内容。
讲「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讲知识分子的担当，讲理想与现实的平衡。
台下的反应呢？
偶尔有几个学生眼睛会亮一下，但很快又会黯淡下去。
更多的人，则是礼貌性地点头，眼神中却写著「这些道理我都懂，但现实是……」的疏离与疲惫。
他们太聪明了，聪明到在还没尝试之前就先计算了得失概率。
他们也太现实了，现实到认为所有的「宏大叙事」都是空中楼阁。
李逸尘记得有一次，他在课堂上讲到「文天祥从容就义」，讲到「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一个学生举手提问。
「老师，文天祥这样做值得吗？南宋已经亡了，他就算投降元朝，也能继续做官，为百姓做点实事。这样死了，除了留下一个名声，还有什么实际意义？」
他当时愣住了。
不是不知道如何回答，而是突然意识到——两个时代的人，对「意义」的理解，已经产生了根本性的隔阂。
对于那个学生来说，「实际意义」等于可量化的、即时性的利益产出。
而对于文天祥，对于那个时代的士人来说，「意义」是超越生死的精神传承，是即使明知不可为也要坚守的道义，是用生命去印证某种信念的终极实践。
他们真的可以为了一个道理，弃生命而不顾。
这不是愚昧，不是迂腐，而是一种文明的骄傲——人，居然可以为了抽象的理念，超越动物性的求生本能。
这种骄傲，在后世逐渐稀薄了。
人们变得太「聪明」，太「务实」，太懂得权衡利弊。
于是，「舍生取义」成了教科书上的典故，「杀身成仁」成了遥不可及的传说。
大家更愿意讨论如何「精致地利己」，如何在规则内最大化个人利益，如何用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多的资源。
这没有错，这只是文明的另一种形态。
而此刻，站在贞观学堂的明伦堂内，看著这些唐朝的年轻人，他真切地感受到了那种久违的、炽热的、可以为了理念燃烧一切的精神质地。
这些年轻人，真的相信「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他们真的愿意为此付出毕生努力，甚至——如果需要的话——生命。
这种相信，如此纯粹，如此有力。
让李逸尘这个来自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