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11月7日，天气晴，我们的内阁成功赢得了大选，施特雷泽曼总理连任成功，我被任命为外交部长负责国际事务，这可比天天在办公室里看着那些无聊的经济数字有意思多了。
然而我一点都高兴不起来，因为施特雷泽曼总理遭到了刺杀，凶手居然还有除了纳粹以外的其他人参与，这说明我们政府在国内推行改革的阻力颇多。
可是不推进改革，如何才能在经济危机爆发之时阻止纳粹上台呢？
我曾经想过直接刺杀希特勒，然而模拟器告诉我这是不可行的，我的任务是阻止纳粹在1932年选举中胜利而不是阻止阿道夫胜利。
我曾经在模拟中暗杀了希特勒，不是以击碎他蛋蛋的方式，然而杀了希特勒，1932年纳粹依然取得了大选的胜利，他们的元首是戈培尔。
我又干掉了戈培尔，结果又蹦出来个戈林。
毫无疑问，靠刺杀是消灭不了纳粹的，他们的土壤在，他们就无法被消灭，思想是杀不死的。
今天我杀了希特勒，明天还有东特勒。
因此，关键问题还是在经济，然而我深知经济问题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特别是在1929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面前，任何个人的努力都是无效的。
那么，只有一条路了，那就是依靠社民党在选举中击败纳粹。
那么，先辈们没能做到的事情，我能做到吗？
当然，因为我来自二十一世纪，站在前人的基础上，掌握了获胜的真理。
如何在德国取得胜利，关键在柏林。
柏林城邦，自工业革命以来大规模选举五十余次，是非曲直，难以论说。
但史学家无不注意到，这座矗立在易北河畔的古老都市，决定了多少王朝的盛衰兴亡，此兴彼落，所以古来就有问鼎柏林之说。
当年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创立社会民主党时，何曾想过我们能从地下运动走向议会殿堂？
二十世纪初，党在帝国议会中已拥百万选民之基；1919年魏玛共和国诞生，我们更是肩负组阁重任，为战后德国铺设社会保障的基石。
我在1923年临危受命财政部长，以“鲁尔危机”为鉴，力主稳定马克、重建经济秩序，那一幕幕在帝国银行彻夜筹谋的场景，正是我们党务实救国的明证。
我不明白，为何如今总有人谈论魏玛民主的脆弱，仿佛共和国的议会政治注定是昙花一现？去年那场通货**的狂澜，我们带领工人阶级挺过了最艰难的岁月；如今面对右翼民粹的鼓噪与左翼激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