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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部尚书李长庚脚步急促，心中早已盘算著回部后如何召集属官，尽快草拟通商与征税条例，好缓解户部的燃眉之急。
顾秉谦则跟在后面，眼神闪烁，暗自盘算著如何进一步迎合帝意，在推动兴商政策中谋取更多话语权。
几日后的御经筵上，朱由校又将话题延伸。
他取来《周礼·地官·廛人》的抄本，让讲官诵读「以泉府敛市之不售，货之滞于民用者，以其价买之，以待不时而买者」。
随后说道：「周公制礼，早已考虑到商贸之弊。
朕以为，可效仿古制，设平准官」一职，专司调节物价。
当某种货物滞销、价格暴跌时，官府出面收购，避免商贾亏损倒闭。
当货物紧缺、价格暴涨时，官府再平价抛售，防止商贾囤积居奇、盘剥百姓。
如此一来，既护佑了商贾的正当利益，又保障了民生所需，实乃既护民利，又促商兴」的良策。」
此言一出，又引发了众臣新一轮的论辩。
有人赞同古制可鉴，有人担忧官府干预过多会滋生腐败，有人建议细化平准官的权责————
但无论立场如何，大臣们都已不再轻易否定「兴商」本身，而是开始认真思考如何完善相关制度。
久而久之，在一次次御经筵的反复论辩、引经据典中，大臣们心中「商为贱业」「官不与民争利」的固有认知，如同被春风融化的坚冰，渐渐消解。
他们或真心认同皇帝的远见，或为迎合圣意而转变态度，或因现实压力而不得不接受变革。
无论初衷如何，那些延续了千年的陈旧观念，终究在帝王的经义点拨与时代的需求面前，开始发生潜移默化的改变。
御经筵本是翰林讲官为皇帝讲授经史、启迪圣智的场所，如今却悄然变了模样。
朱由校不再是单纯的聆听者，反倒成了主导论辩、引经据典的「讲师」，以圣贤之言为刃，以民生国本为靶，一点点撬动著朝堂的思想根基，为大明的商贸复苏与财政纾困，铺就了一条顺应时势的道路。
然而。
就在朱由校在文华殿以经典为刃、破除重农抑商陈规的这几日，东厂与锦衣卫的番子们，正对御医李文的家眷展开一轮又一轮的严苛审讯。
诏狱之内，刑具森然，寒气刺骨，每一次刑讯逼供，都像是在榨取这家人最后一丝生机。
起初，李文的家春还心存侥幸，咬紧牙关不肯吐露半句实情。
可他们终究只是寻常百姓，哪里禁得住诏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