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更多，但每次想起五年后能戴着博士帽，站在自己研究的领域里发光，心里就像被点燃了一簇火，暖烘烘的，亮堂堂的，推着他们一步一步，踏实地往前走。
深秋的午后，阳光透过图书馆巨大的玻璃窗，在海婴和小亮摊开的论文稿上投下斑驳的光斑。两人坐在三楼靠窗的位置，面前堆着半人高的文献，从《国际经济评论》到《产业经济研究》，最新一期的期刊还带着油墨香。他们正在修改的，是打算投给核心期刊的第一篇合作论文——《要素流动视角下的区域产业升级与跨文化经济协同效应研究》，光看标题，就透着股远超大二学生的学术野心。
“这里的计量模型，我觉得可以再加入一个‘文化距离指数’作为调节变量。”海婴用红笔在稿纸上圈出“实证分析”章节，笔尖划过密密麻麻的公式，“你看，我们之前只考虑了资本和技术流动，其实跨国合作里，文化差异对要素配置的影响很显著，就像我在调研里发现的，中外企业对‘合同细节’的理解偏差，有时比关税壁垒影响还大。”
小亮凑过来看，手指点在数据表格上：“有道理。我这边做的产业升级模型里，刚好缺一个‘外部环境变量’，把你的‘文化距离指数’加进来，能让模型更完整。”他翻出自己的田野调查笔记，里面贴着工业园区的照片，标注着“某德资企业因管理文化差异调整生产线”的案例，“你看这个例子，正好能佐证你的观点，咱们可以把它写成案例分析，放在实证部分后面。”
这篇论文的雏形，其实是两人各自研究的“拼接”。海婴跟着周教授做国际经济合作课题时，发现文化因素在要素流动中常被忽略；小亮在李教授的指导下研究产业升级，正愁如何解释“外资技术溢出效果的区域差异”。某次组会结束后，两人在系楼门口聊起各自的困惑，突然意识到：把“跨文化协同”和“产业升级”放在一起分析，或许能撞出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