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马不吭声了，坐在那儿，呼哧呼哧地生闷气。
小张他们也感觉到了。几个年轻人在外面跑材料，去某些部门盖章，多少会碰些软钉子。有人会多问几句，有人会故意压一压。嘴上说的都是“按程序”，可那“程序”落在纸上，就是慢。小张说：“陆局，他们这是在给咱们颜色看。”陆浩明说：“那你们就把颜色涂得更正。让他们的软钉子没处扎。”他让老马把一级路的工作专班重新排了一下，把年轻人都放到关键节点上去。他对大伙说：“现在外面有风言风语，你们不要当回事，也不要去争辩。你越争，别人越觉得你心虚。做你的事，把材料做扎实，把工地跑勤快。风再大，吹不倒一个把根扎进泥里的人。”
话是这么说。可陆浩明自己也承认，有些夜晚，他还是会有些发闷。他想起那一个月里，那些在走廊上突然低下去的声音，那些被故意放慢的流程，那些在背后传播的揣测。他想，原来“名声”这东西，轻得像灰，风一吹就散了。散了的，就再也拢不回来。他不可能挨家挨户地去解释，也不可能把那张调查结论复印一百份，见人就发一张。他只能扛着。扛着这些破碎的、复杂的、说不清的情绪，继续往前走。
有天晚上，李维民约他喝酒。两人在县政府旁边的一家小馆子里，要了两个菜，一瓶老白干。李维民给他倒酒，说：“你现在这处境，我琢磨了很久，只想出一句话——不要让人可怜你，也不要让人替你鸣冤。你就该怎么干怎么干。你在平川的根，不在那些人的嘴上，在那些路上。”陆浩明端起酒杯，跟他碰了一下，说：“我知道。就是有些时候，心里头闷。”李维民说：“谁不闷？我比你还闷。陈县长也闷。方正清书记嘴上不说，心里也替你叫屈。可这路，还得你往前蹬。”陆浩明把酒一口干了。酒辣，他皱了下眉，又笑。他说：“你看我这样，像被名声压垮的人吗？”李维民说：“不像。就是瘦了。”陆浩明说：“瘦了精神。”李维民也笑，笑着笑着，眼圈红了。他别过头去，喊服务员添汤。陆浩明没看他，只把酒瓶拿过来，又给自己倒了一杯。窗外的夜色浓稠，路灯把街道照得发白。两个年轻人坐在那里，像两艘在风里对望的船。
日子继续过着。陆浩明还是那样忙。他去了省里两次，把一级路工可批复的后续事情又催了一轮。他去了北江，跟市交通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