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写进举报信的名字，还是那些等着路通、等着水治、等着教室盖起来的平川老百姓？！”
周长安脸上终于挂不住，也站了起来：“赵国栋同志，我这是在正式会议上提正式意见，你可以不同意，但没必要拍桌子。”
“我拍的不是桌子，”赵国栋一掌拍在那份还摊在桌上的市重点项目资金安排建议稿上，茶杯盖被震得跳了起来，当啷一声掉在桌面上打了个旋，“我拍的是那些躲在背后写黑信、当面说好话的人！”
办公室里的空气骤然凝固。周长安的脸青一阵白一阵，嘴张了张，最终只挤出四个字：“不可理喻。”
然后转身推门而出。
门在他身后重重地摔上，震得门框嗡嗡作响。
赵国栋站了好一阵子，直到走廊里的脚步声彻底消失了，才慢慢坐下来。他把震落的笔捡起来放回笔筒，把歪倒的茶杯扶正，然后把手掌翻过来看了看——掌心拍得通红，边缘有些发白，虎口处隐隐作痛。他缓缓握拳又松开，让那股麻意慢慢消散。
他今年五十六岁，在官场摸爬滚打了几十年，从一个乡镇办事员干到副市长，什么样的风浪没见过。他早就过了拍桌子骂娘的年纪，学会了把情绪藏在茶杯和沉默后面。但今天，他拍了。
他不是为他自己拍的。他是为了那个年轻人拍的。
他想起陆浩明二十多岁刚到农机站时的样子，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衬衫，怯生生地站在县委大楼的走廊里，怀里抱着一份厚厚的调研报告，眼神清澈得像个还没走出校门的学生。现在这个三十多岁的发改局长，头发比同龄人白得早，眼角的皱纹比同龄人深，衬衫领口磨出了毛边，在省城住在六十块钱的招待所里、为了一封举报信独自抱着材料走进纪委的办公楼，却给平川拿回了一个亿。
这样的人，他不护着，谁护？
他拿起座机，先拨通了市长周明远的办公室。
“周市长，关于平川县陆浩明同志的事，我想当面向您汇报。纪委收到的举报信内容我已初步了解，有些情况需要向您说明。”
周明远在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说：“你过来吧。”
挂了电话，赵国栋又拨通了另一个号码。
“李书记，明天上午你有没有时间？关于平川那封举报信，我想跟你交换一下意见。”
电话那头传来纪委书记李向东沉稳的声音：“国栋同志，举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