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川镇的时候，第一次参加班子会，坐在角落里，笔记本摊开，笔握在手里，不知道该记什么。那时候我连一个乡镇的议事规则都不太清楚，不知道什么人该说什么话，不知道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四年后我坐在发改局的办公桌后面，面前摊着全县的项目进度表，手里握着一支笔，在一份份文件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我不再需要别人告诉我什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候该闭嘴了，因为我已经在无数次犯错和被纠正中，把那些规则磨进了骨子里。
四年里犯过的错很多。有些错误很小，不至于改变什么，只是让自己在深夜醒过来的时候多翻几次身。有些错误大一些，需要花时间去弥补。我忘不了刚当副镇长的时候，为了显得有魄力而擅自推动的一个小项目，结果资金没到位，工程停了，老百姓堵了镇政府的大门。我那天坐在办公室里，看着窗外聚集的人群，第一次明白了一个道理：你签下的每一个字，都可能有人在等着它兑现。后来我学会了在每一个决定后面多问自己一句：如果兑现不了，该怎么办？这个问题让我慢了下来，但也让我稳了下来。
四年里遇到过一些人，有的现在还联系，有的已经不再联系了。赵书记退休后搬回了省城，我偶尔会想起他说过的话，但不再打电话了。张福来还在农机站，李长山还在石槽沟，王德厚还在镇政府，他们都在原来的位置上，像是平川镇那些固定的坐标点，不管我走多远，回头的时候都能看到他们还在那里。
四年过去了，县城的街道比四年前更宽了，路灯换过一批，政府大院门口的银杏树每年秋天都准时变黄。但有些东西没有变，每天早上七点半到办公室的习惯没有变，那盆绿萝在窗台上越长越茂盛，藤蔓已经沿着窗框绕了将近两圈。平川镇也变了，但那些变化大多是缓慢的、难以察觉的，像一棵树的生长，你每天看着它，看不出它在动，但几年后再回头看，它已经比当初高了不止一头。
那本旧笔记本已经用了四年，翻了无数遍，纸页已经卷了边，但每一页都还写得清楚。我把它合上，放回抽屉里，然后站起来走到窗边。窗外那棵银杏树的枝丫在灰白色的天空下站成一道安静的轮廓，风从树梢穿过去，把最后几片枯叶卷起来，沿着地面铺开，然后停在了墙角的排水沟边沿上。
冬天来了，新的季节正在路上。平川镇那些没有被写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