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问过话，关于平川镇试点的一些具体情况，还问了你个人和镇里各方的配合情况。”他还想说什么，旁边有人走过来了，他没再继续。
我收到一些旁敲侧击的信息。一个在县里工作的朋友打电话来，说他听县农经站的人提起，最近有人调阅了石槽沟土地流转试点的原始档案，包括最初的会议记录和几份早期的合同模板。他说调阅的人是省里的，带着介绍信。我握着电话，窗外的光线正在一点一点地变暗。省里的人已经调阅了原始档案，他已经把那些材料翻过一遍了。调查不是突如其来的，它像一根逐渐拧紧的螺丝，在某个看不见的地方缓缓地收紧自己的节奏。
当天下午，我从县委大院出来，在门口台阶上蹲了一会儿。风从街道那头灌过来，沿着台阶边缘绕了一圈，又顺着墙根折返了，像是已经在那个转角处绕了太多次，对每一道缝隙都了如指掌。
傍晚，李长山也打来了电话。他说今天下午有人来合作社办公室，说想看看当初签的那批合同的原件，不是复印件，要原件。他让他们看了，他们在桌边坐了将近两个小时，把每一份合同的边角都翻了一遍，然后把它们按原样放回文件盒里，摆成原来的顺序。他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我觉得他们不是来找错的，是在确认程序有没有走完。”
周二早上，我到县委大礼堂的时候，人已经坐了大半。我在后排靠边的位置坐下，旁边的人低头翻着笔记本。会议开始之后，先是一段常规的内容，然后主持人开始念名单。当念到平川镇的时候，我站起来，没有多余的话，沿着过道往前走去。
谈话室在一楼走廊尽头，门开着。进去的时候，里面坐着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穿着深蓝色夹克，面前摊着一个笔记本，旁边坐着一个年轻干部，负责记录。他示意我坐下：“你是平川镇的陆浩明？”我点头。他低头翻开面前的文件夹：“这次叫你来，主要是例行了解情况。你简单谈谈这两年乡镇工作的主要情况就行，不用太细，把重点说出来就成。”
我坐在那把椅子上，把这两年在平川镇的工作大致说了一遍。中间他偶尔在本子上记几笔，没有打断，也没有追问细节。我说完之后，他合上笔记本：“组织上对乡镇干部的考察是常态，你继续按现在的节奏工作就行。”他站起来，伸出手，“辛苦了。”
从县委大院出来之后，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