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段时间，我开始收到一些以前不会收到的消息。有一个在县里工作的朋友在电话里提了一句：“你们镇那个试点，最近有人在会上提过几次，不是正面提的。”我问是怎么提的，他说“就是问了一下你们镇的土地流转规模这么大，配套措施跟不跟得上”。他停了一下，“问的人没有点名批评，但问的方式已经是在划一道线了。你心里有数就行。”
李长山在电话里跟我说，最近合作社办公室门口有人来看过几回，是开车来的。他们在门口停了车，没有下车，坐在车里透过玻璃看了一会儿就走了。我说车牌你看清了吗，他说“隔得远，看不清，但来的人不止一拨”。我沉默了一会儿：“不用追他们是谁，专心种好你的地。”
又过了两天，我在食堂吃饭的时候，刘建端了一碗汤放到我面前：“陆镇长，你今天下午是不是去了县里一趟？”我说去了一趟。“有人在你走之后来镇政府问过你的事，问你在平川镇干了多久了，以前是做什么的。”他放下汤碗，“问完之后没有留名字，也没有说要找谁。”我道了谢，低头把碗里的汤喝完。风在院子里穿行，绕过办公楼的墙角，贴着地面，把墙角的一片落叶掀起来，在水泥地上翻了个身，又落回了原处。
那段时间，张福来也察觉到了什么。那天傍晚我蹲在农机站门口跟他一起看一台旧柴油机的油路，他递给我一把扳手：“你最近是不是被人盯上了？”我说可能是。他没有多问，拧紧了一个接口：“被人盯上了，你就走慢点。走慢了，别人看不清楚你的脚步，就不容易瞄准。”他把扳手放回工具箱里，“你以前修机器的时候，也是这样的。螺丝拧太急，丝口容易滑。你慢一点拧，它反而咬得紧。”我蹲在原地，把那句话收进了口袋里。
真正让我意识到事情比想象中更复杂的，是三天后的一通电话。那天下着小雨，我坐在办公室里，手机响了，是方远打来的。他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我这边收到一个消息，有人在收集你们平川镇的材料。”我说什么材料。他说：“不清楚具体内容，但有人在整理你们试点过程中各个时间节点的工作记录，包括县里几次工作会议的纪要、你们镇上报的每一份表格、还有几封信访件的复印件。”他停了一下，“那个整理材料的人，不是县农经站的，也不是县政府的。是从省里下来的。”
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