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合作社门口。那天李长山召集了几户还在观望的，让他们到合作社门口听我讲。我蹲在门口的水泥台阶上，把收益预期和合同条款又讲了一遍，又补了一句：“你们入股之后，如果年底觉得不划算，第二年的合同可以不续。”人群里有人小声说了一句：“那行，先试一年再说。”当时没有人签字，但有人开始在地头讨论新议题了。
第六场是在村委会的堂屋里。那天下雨，十几个人挤在屋里，有的人没有位置，蹲在门口，雨水从屋檐滴下来，落在他们脚边的地面上。我把合同模板展示给他们看，指着几处关键条款：“这块地流转出去之后，经营权是合作社的，但所有权还是你们自己的。”有人问：“如果合作社亏了，我的地还能收回来吗？”我说能，合同到期之后可以续，也可以不续。
第七场是在村东头的一片树荫底下。那天下午，一个中年妇女跟我说，她愿意入股，但她丈夫不同意，说如果她签了，他就跟她闹。她蹲在地上，把这话说完之后，低着头，像是在等一个让她能往后站一站的台阶。我蹲在她对面，想了一下：“那你先不签，先让你丈夫来听听。”她抬头看了我一眼，像在确认我是不是真的不催她。
第八场是跟一个在外地打工回来的年轻人。他春节回来，在村里待了几天，我蹲在他家门口，把土地股份合作的事跟他说了。他听完之后没有马上接话：“我在外面打工，一年到头也回不了几次，家里的地是我爸在种。他老了，种不动了。如果你们能把地接过去种，我愿意签。但我爸不愿意。”
那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会去石槽沟，有时候一天去两趟。有人看到了，说我现在在村里比村干部还常见。
第九场是在一口老井旁边，那天我蹲在那里把一个中年人问的流转条件、收益周期、合同终止流程全部梳理了一遍，他听完之后说了一句：“那我回去跟家里人说一声，明天给你答复。”第十场是在村口那条土路上，我跟一个赶着牛回家的老人并排走了一段路，他把牛赶到路边，回头跟我说了一句：“你明天还来吗？”我说来。他说：“那你明天再来。我到时候想好了就告诉你。”
第十一场、第十二场……后来我数不清了。有时候一下午能碰到三四个人，每人聊十几分钟，加起来就是一场会。有时候一整天只跟一个人说完一整段话，加上来回路上遇到的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