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工作，不要跟任何人提起。”
“陆镇长，您这次要怎么办？还像上次那样找李主任谈？”
“不。这次不谈了。”
上次我给了李国良机会，他补上了账面的窟窿，但把白条藏了起来。这次我不给他机会了。八万六，三年，三十多户老百姓。这笔钱，不是他补上就能了事的。
我带着那沓流水单，又去找了孙德明。他看完材料，沉默了很久。
“小陆，这次你打算怎么办？”
“报给县纪委。”
孙德明点了一根烟，吸了一口。
“上次李国良的事，赵书记让你把刀给他。这次你还给他？”
“不。这次我自己扔。”
孙德明看着我，眼神里有种说不清的东西。
“你想清楚了？这次是退耕还林款，不是白条。白条是账目问题，退耕还林款是民生问题。你报上去，李国良就不是平调了，是坐牢。”
“孙书记，他坐不坐牢，是法院的事。但老百姓的钱，不能在他小舅子口袋里。”
孙德明把烟掐灭，站起来，走到窗前。
“你去吧。有什么事，镇里扛着。”
我把材料整理成了一份正式的报告，附上银行流水、转账记录、王大姐的证言，还有刘大爷的那张合同书。然后我骑着摩托车，去了县纪委。
接待我的是一个姓周的室主任，四十多岁，看起来很严肃。他看了我的材料，问了我几个问题，然后说：“材料留下。我们会调查。”
“周主任，大概要多久？”
“不好说。快的话一个月，慢的话三个月。”
“能不能快一点？老百姓等这笔钱等了三年了。”
周主任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
走出纪委的大门，我站在院子里，点了一根烟。八万六，三年，三十多户老百姓。这笔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追回来。但至少，它被看见了，被记住了，被纳入了调查的范围。
我没有跟他说话。说什么？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那是废话。说“你活该”？那是落井下石。说“你好好改造”？那是假慈悲。我什么都没说，从他身边走过去，没有回头。
晚上，我回到宿舍，坐在书桌前，翻开赵国栋送给我的黑色笔记本，在空白页上写下了几行字：“退耕还林款，八万六，三年，三十多户老百姓。李国良的小舅子。王大姐说怕，我说不用怕。陈德明说这是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