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两广方面精心设计的一出政治戏码。
“抗日”是口号，“反常”是实质，二者在这场风波中紧密交织。
七月一日，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三十六名两广将领联名通电响应，正式成立“中华民国抗日救国军”及其军事委员会。
陈济棠自任总司令兼委员长，李宗仁任副司令，白崇禧坐镇桂北指挥，将第一、第四集团军改称抗日救国军，分途向湖南出兵，前锋迅速抵达零陵、郴州一线。
广西大军北上时，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甚至发出布告称“本军师行所至，立即与日本断绝一切关系，凡中、日缔结之一切屈辱协定，均予取消无效”。
广州、南宁两地连日举行群众游行示威，南宁《民国日报》每天刊载抗日标语，“要求中央政府北上抗日，收复失地”，“实行对日经济绝交”。一时间，两广地方从上到下，营造出了全民请愿抗日的浩大声势。
南京方面措辞强硬。国民政府回电驳斥，声称“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同时军委会严令两广部队不得擅自行动。
但嘴硬的背后，常凯申心里清楚——这一仗不能打，也打不起。
两广一旦真的举兵北上，中央军固然有压倒性的优势，但这场内战一打起来，舆论上就已经输了大半。
两广打的是“抗日救国”的旗号，占据了道德制高点，越打他们就越有政治资本；而南京政府若以武力镇压，就等于向全国坐实了“对内镇压、对外妥协”的形象。
更危险的是，两广的反蒋举动会不会引发连锁反应——北方的阎锡山、西南的龙云、甚至西北的张学良，会不会趁机而动？
到那时候，局面就不是一个两广问题了。
在此之前，常凯申的应对策略是双管齐下。
军事上，他急调中央军抢先进入湖南，抢占战略要地衡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封死了两广军队北上之路。
陈诚的十八军循西江而上，进逼梧州；余汉谋军自高州向桂南开进；顾祝同指挥汤恩伯、薛岳等军从贵州窥伺桂北；何键部由湘南威胁桂林。数十万大军从四面八方向两广压过来，摆出了一副泰山压顶的架势。
政治上，蒋介石则用起了他最拿手的手段——重金收买，分化瓦解。
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早已暗通款曲，在关键时刻通电拥护南京中央，倒戈一击；粤空军司令黄光锐率一百六十余名飞行员、驾驶六十二架飞机集体叛逃，飞往韶关投向余汉谋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