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厌弃。
每天上午，咳得轻些的时候，他挣扎着坐起来，背后垫着高高的枕头，膝盖上放着小桌板，开始以“C.C.凯普莱特”的思维模式，构思那篇科学随笔。
亨利编辑建议的主题是“未来交通发展后的城乡结构”。
他试图让自己的语言冷静，超然，充满逻辑推演和人文思辨。
他描述着更快速的轨道网络如何压缩空间与时间，使得城市不断膨胀、乡村面临变迁；谈论着新的交通枢纽可能催生出既非纯粹城市也非传统乡村的“边缘地带”；探讨着这种物理距离的缩短，是否会真正拉近人心的距离，还是反而加剧某种精神上的疏离……
但写作过程痛苦而滞涩。
更可怕的是，当他试图描绘“未来通勤者”的状态时，脑海中浮现的不是1881年的马车和火车。
前世清晨地铁里拥挤的人潮，那种面无表情的疲惫，耳机也隔绝不了的孤独，以及高铁窗外飞逝而去的城郊景观，千篇一律。
这些记忆如此鲜活，带着噪音、气味和情绪，蛮横地挤占着他为“凯普莱特”这个身份预设的冷静客观。
他猛地呛咳起来，笔从手中滑落，在纸上划出一道歪斜的墨迹。
这与其说是未来，不如说，这是他再也回不去的“过去”，一种披着科幻外衣的思乡病。
而他还必须为这些病症找到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外衣，这过程如同将自己的内脏一点点掏出来，再笨拙地缝合成符合当下审美的模样。
下午，或许因为看了华生留在床边的一本社会新闻剪报，他的思维又会滑向“蒙太古”的频道。
他开始无意识地分析剪报中一桩家庭纠纷，试图从中构建一个“道尔侦探”式的心理谜题。但当需要为凶手构思动机时，一种深切的无力感又狠狠抓住了他的衣领。
死亡。
这个他笔下频繁出现，用以制造悬念和揭示人性的工具，此刻因为自身对疾病的恐惧，变得无比沉重和真实。
他无法轻易地将死亡安放在某个虚构角色身上，因为死亡正如此具体地，在他自己的胸腔里低语。笔尖悬在虚空中，无法落下。
有一次，他正勉强写着道尔侦探如何安抚受惊的女眷，口中无意识地模仿着那种温和又带点疏离的绅士腔调，哈德森太太恰好端药上来。
他抬头，脱口而出：“啊，亲爱的哈德森太太，请别为这点‘小小的混乱’烦恼，阳光下的罪恶终会显形，就像茶渍终会洗净。”语气活脱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