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放在一起，装进了六个牛皮纸袋。
每个袋子上没有落款。
没有寄件人。
没有邮戳。
但每个袋子，都被送到了该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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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的一个清晨。
伦敦。
《泰晤士报》的总编辑迈上台阶，看见报社门口台阶上放着一个牛皮纸袋。
他弯腰捡起来。
没开封，没署名。
他捏了捏，鼓鼓囊囊。
巴黎。
《费加罗报》的值班编辑在收发室的窗口上发现了一个同样的袋子。
纽约。
《纽约时报》的执行总编在办公室门口的地毯上，看见了一个牛皮纸袋，端端正正地放在门垫中央，跟有人专门量过位置似的。
波恩。东京。斯德哥尔摩。
同一天早上，六个城市，六家最大的报纸和通讯社，各收到了一个牛皮纸袋。
纸袋里装的，是同一个故事。
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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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报纸出来了。
头版。
全是头版。
伦敦《泰晤士报》的社论标题，黑体字，占了半个版——
《谁是真正的瘟疫之源？》
文章写得不长，但每一段都跟锥子似的。
“去年，当疫情在东南亚蔓延时，我们的一些同行迫不及待地把手指向了龙国。现在，证据摆在这里。德特里克堡。一个号称一九六九年就已经关闭的实验室。一个从未关闭的实验室。照片上有日期，有编号，有仪器铭牌。研究记录上有签字。经费单上有拨款部门。这不是一份指控。这是一份账单。”
“真正的问题不是谁制造了病毒——这个问题已经有了答案。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直到今天，我们才看见这份材料？是谁在替这个实验室把门？”
巴黎《费加罗报》的头版标题更直接。
《星条国欠全世界一个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