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衰竭……和三个月前一样。”
我抖着嗓子问：“那怎么办？”
“法兰克福有一家实验室，生产一种新型噬菌体制剂，专门针对这类变异菌株。”他说，“我想办法联系专机尽快送来。”
我红着眼睛点了点头。
什么话都没说，只是点了点头。
我怕一开口，声音会碎掉。
安安被收入隔离病房。
我坐在病床外的椅子上，看着输液管里的液体一滴一滴往下坠，就像我的心。
噩梦发生才三个月，孩子都还未完全康复，就又来了一遭。
我真的害怕这次他挺不过去。
德国的抗生素要16个小时后才能抵达。
这是我一生中最漫长的16个小时。
安安的体温一直在39度到40度之间徘徊，退烧药压下去一点，药效过了又烧回来。
他昏昏沉沉地睡着，偶尔睁开眼，叫一声“妈妈”，又闭上。
我隔着隔离舱透明的窗户看他，一遍一遍地告诉他“妈妈在”，说到最后，声音已经哑得不像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