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梅尔·汗的地方政府，多个部族武装，残余的政府军势力交织。
九黎团队采取了不同策略。
第一步：绕过军阀，直触基层。
团队分成小组，带着翻译和本地向导，直接进入村庄。
他们不找军事指挥官，而是拜访部族长老。
在赫拉特郊外的村庄，林振山对围坐的十多位长老说：
“我们知道，过去十年，你们被迫在苏联人，政府军，游击队之间选边。”
“每换一次天，就要交一次保护费。”
长老们点头，眼神疲惫。
“我们不要求你们选边，我们只提供选择。”
他展示样品：
藏红花：这是赫拉特特产，国际市场价格高昂。
九黎承诺包销，并提供种植技术培训。
手工羊毛毯：九黎设计师提供符合国际市场喜好的图案设计，当地匠人负责生产。
杏仁：双方建立合作农场，九黎提供优质树苗和节水灌溉系统，雇佣当地人进行生产。
“你们可以用这些换取你们需要的任何东西，条件是，”林振山说，“村庄必须保持中立，不参与袭击平民的军事行动，不为极端组织提供庇护。”
三个月内，赫拉特省有47个村庄签署了特产采购协议。
九黎兑现承诺：面粉先行运抵，技术人员驻村进行指导。
变化悄然发生：
原本被迫为军阀搬运物资的青年，现在忙着采摘藏红花。
原本闲置的妇女纺织合作社，重新响起织机声。
村庄有了稳定收入，长老们的话语权增强。
当伊斯梅尔·汗的部队试图向这些村庄征收“特别军费”时，第一次遭到了联合抵制。
长老们说：“我们的收入来自与九黎的合同。”
“如果你们强行征收，九黎会停止采购。”
“到时候，没饭吃的年轻人可能会加入你们的敌人。”
伊斯梅尔·汗最终妥协，转而与九黎谈判：
“我的控制区可以保证安全，但我要抽成，是作为‘安全服务费’，比例3%。”
林振山答应：“可以，但必须写入合同：这3%必须用于村庄道路修缮和诊所建设，我们会审计。”
一种新的权力平衡在形成：
经济收入赋予村庄谈判能力，村庄的集体选择约束军阀行为，军阀的安全保障换取合理抽成，九黎的订单维持整个循环。
89年8月，坎大哈，罂粟种植的核心区。
这里的逻辑更残酷：一公顷罂粟的收益是小麦的50倍。
对于挣扎在生存线的农民，没有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