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价值观测试，评估每个人对苏联体制的忠诚度，对西方或东方的态度，个人理想与欲望。”
“然后设计个性化的接触方案。”
龙怀安点头：“比如？”
“比如，瓦列里·彼得连科，28岁，软件天才，在苏联科学院计算中心工作，负责军用操作系统开发。”
“他热爱编程，但对官僚体系极度不满，梦想是写出全世界都在用的软件。”
“我们的评估是：技术理想主义者，对意识形态淡漠，渴望国际认可和创作自由。”
分析员调出方案：“接触分四步：第一步，通过匈牙利学术会议，让他偶然读到九黎计算机科学家关于开源操作系统的论文，激发共鸣。”
“第二步，安排他在黑市买到九黎产的轩辕-2个人计算机，体验其先进的开发环境。”
“第三步，通过地下渠道，让他获得九黎的编程大赛邀请函，匿名参赛，获得国际奖项。”
“第四步，时机成熟时，提供九黎顶尖软件实验室的工作邀请，承诺研发自主权，国际发表自由，薪酬是苏联的二十倍。”
“这类理想主义者，成功率在70%以上。”
“而且一旦成功，他会成为榜样，吸引更多同类人才。”
龙怀安走到窗前。
夜色中，西贡的灯火如星海。他知道，历史正走向那个关键节点。
苏联的解体不是会不会发生，而是何时发生，以何种形式发生。
因为苏联的解体并不是完全的外部因素，而是内部的，结构性的问题。
这一切的根源，在勋总上位，权力分散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
甚至，在过于重视重工业，忽视轻工业的时候，一切就已经注定了。
哪怕是光宗这个有能力的人上位，也无力回天。
那时的苏联已经是积重难返。
哪怕没有戈尔巴乔夫，也会有其他的人将其推入深渊。
而九黎要做的，是在崩溃发生时，成为最优雅，最从容的接收者。
接收的不仅是技术图纸和机器设备，更是创造这些技术和机器的人。
“继续完善档案，”龙怀安转身强调，“特别是那些红色光点。”
“对于顶尖人才，可以提前布局，邀请他们以‘学术访问’名义来九黎，期间展示我们的科研环境，生活水平，学术自由。”
“让他们看到另一种可能。”
“如果他们回国后向克格勃报告呢？”
“那就证明他们不是我们要的人。”龙怀安平静地说，“真正的人才，懂得权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