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俊身上。
一百多名侦查员分成十几个小组，全方位排查张俊的社会关系和家庭关系。
张俊的住所、周望弟的住所、马汉庆的住所，全部实行二十四小时严密监视。
同时，指挥部严密封锁了周望弟被击毙的消息——张俊还不知道他的同伙已经死了。
“周望弟的死讯绝不能走漏。”
陈建军在会上强调，“一旦张俊知道了，他肯定跑。”
侦查员们很快摸到了一条关键线索：张俊有个亲戚，住在北京市附近。
“他去北京市了。”赵刚判断，“这个人胆大心细，他知道武汉市查得严，反其道而行之，往北京跑。北京那么大，他觉得咱们找不到他。”
指挥部立刻下令：赵刚带人，立刻赶赴北京。
到了北京市，赵刚没急着动手，先找到北京市公安局请求协助。
那边的派出所一查，果然，张俊就在亲戚家。
接下来就是蹲守。
北京市的冬天比武汉市冷得多，赵刚和同事们裹着大衣在胡同口蹲了整整两天两夜，冻得手脚都快没知觉了。
第三天凌晨，张俊出来倒垃圾，被赵刚一眼认出来——一米六左右的个头，留着点小胡子，跟照片上一模一样。
“上！”
几个便衣从不同方向围了过去。
张俊反应很快，扔了垃圾袋就想跑，被赵刚一把摁在地上。
“张俊！”
张俊挣扎了两下，听到自己的名字，身子一僵，不再动了。
1996年1月28日上午，张俊被从北京押解回武汉市。
审讯室里的灯光很亮，陈建军亲自审他。
“张俊，你知道周望弟怎么样了吗？”
张俊的眼睛动了一下，没吭声。
“他死了。”
陈建军盯着他的眼睛，“被警察当场击毙。你如果想跟他一样的下场，可以继续扛。”
又是一阵沉默。
张俊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
“我说。”
在场的所有人都没想到，这起惊天大劫案的幕后准备，竟然长达一年半。
张俊的爱人叫李秀梅，在武汉市某化工厂上班。
1994年夏天，李秀梅有天回家吃饭，随口说了一句：“今天我们厂发工资了，财务科堆了好多钱，一万一捆，得有三十多捆。”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张俊放下筷子：“你们每个月几号发工资？”
“十号前后吧，不固定，反正那几天。”
过了几天，张俊特意去了趟有机化工厂，说是接媳妇下班，实际上在财务科门口转悠了一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