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灯笼映着院子里的青砖，透着一股老派大户人家的沉稳劲儿。
南锣鼓巷的院子，说是四合院，你还不如说它就是一个大杂院。
正房里头，灯亮着。
白景琦坐在太师椅上，六十多岁的人了，腰板还挺得笔直，一张方脸膛红彤彤的，不知道是气的还是喝酒喝的。
他手里捏着俩核桃，转得咔咔响，眼睛里头的火苗子能烧穿房梁。
“这个逆孙！”白景琦一巴掌拍在桌上，茶碗盖跳起来老高，“老子还没死呢！就惦记着老子的家产！什么叫公私合营？什么叫捐出秘方？老子的东西，凭什么捐？”
现任妻子秀香坐在旁边，一身藕荷色的旗袍，头发梳得整整齐齐。
她端着茶碗，不紧不慢地吹了吹，抿了一口，才慢悠悠地开口：
“行了，你骂了大半晌了，嗓子不疼啊？”
“我不疼！我气死了我！”白景琦把核桃往桌上一搁，站起来来回踱步，“你听听他说的什么——‘爷爷，这是大势所趋’。大势所趋？我白景琦在北平城混了几十年，什么大势没见过？北洋军阀的大势我见过，日本人进城的大势我见过，国民党接收的大势我也见过。哪个大势不是一阵风？吹过去就没了！”
秀香放下茶碗，看了他一眼。
“这次不太一样，”她说，“解放军不是军阀，不是日本人，也不是国民党。”
白景琦脚步一顿，回头看着她。
秀香继续说：“你想想，他们一进城，物价没涨多少，治安没乱，老百姓没被抢。哪朝哪代能做到？”
白景琦不说话了。他坐下来，重新把那俩核桃拿起来，攥在手心里，攥得咯吱咯吱响。
他没反驳。因为他心里头也清楚，这次确实不太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