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的纸，在上面写了一行字：长安四门商税月度报告。
这不是古人的东西。这是现代的市政管理报告模板。但杜荷用杜如晦的写法把它重新表达了一遍：每月初一长安四门进出货物种类、数量、价格。记录货物原产地和去向。对比上月同期变化。
“这是做什么用的？”狄仁杰问。
“用来看大唐的钱在往哪儿流。钱往哪儿流，人就往哪儿走。人往哪儿走，朝廷的政策就得往哪儿调。这份报告如果能在户部跑起来，度支司的核算就不需要等年终才调，每月都能调。”
狄仁杰看着那张纸看了很久。然后他拿起笔在杜荷写的字下面加了一行小字：可根据货物价格波动预判粮价涨幅。粮价涨则调储，粮价跌则收储。
杜荷看着这行小字，心里涌起一种很奇怪的感受。他在现代读了四年商学院学的东西，被一个十六岁的唐代少年用一句话补上了核心逻辑。
“你在哪儿学的？”
“你爹的奏折里写的。”狄仁杰指着那本奏折集子里的一份奏折，“贞观八年杜相上了一道奏折说，丰年谷贱伤农，宜令州县设常平仓以平准天下粮价。先生，你说的四门商税报告跟常平仓，是一个壳子里面的东西。”
杜荷把笔放下。他不想再等了。他不想再等一个能让他在李世民面前重新站起来的时机。他回来了。身上没有官职，没有封爵，只有军报上不再有前缀的名字和一个从辽东战场上捡回来的膝盖。但他还有县学，有狄仁杰，有程咬金和李靖说的那些话，有杜如晦的笔记和城阳的嫁妆单。
谁规定了只有坐在朝堂上才能做事。
他把那张写了一半的四门商税报告推到狄仁杰面前。
“你先写第一版。写好了拿给我看。”
“先生去哪儿？”
杜荷站起来走到讲堂门口。六月的阳光从窗棂间漏进来，在地面上打出一道一道白亮的光斑。院里的柳树已经茂盛得遮住了半个天井。
“去见一个人。”
“谁？”
“一个能在户部把这份报告跑起来的人。”
杜荷走出县学的时候，灰布马车在门口等着他。薛仁贵坐在车夫旁边，弓搁在膝盖上。看见杜荷出来，他把弓背回身后。
“去哪儿？”
“郑府。”
贞观十八年六月。大军班师。朝堂上的储位之争已经烧到了白热化的边缘。长孙无忌的三道奏折躺在李世民的案头。魏王李泰在朝堂上拉拢的人越来越多。晋王李治还在太庙里烧他的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