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
陆晨摘下口罩。
“先复盘。”
“现在？”
“趁所有细节还记得。”
何主任无奈地笑了一下。
“你是真不给人喘气。”
……
示教室里，三位国际专家仍然坐在原位。
屏幕上正在回放人工椎体植入的关键步骤。
哈特曼没有开口。
杜邦也没有像平时那样主动发表意见。
克劳斯看着何主任、马维庸和陆晨分别完成各自环节，忽然用德语低声说了一句。
“这不像临时配合。”
杜邦转头看向他。
“像什么？”
“像练了十年的团队。”
哈特曼没有反驳。
他盯着屏幕里的陆晨，沉默了很长时间。
这场手术最惊人的地方，不只是陆晨完成了高难度前路椎体切除。
真正让人难以忽视的，是他在几分钟内整合了两个互相争执的科室。
他没有证明何主任错了，也没有证明马维庸错了。
他只是把两个人最擅长的部分，放进同一套方案里。
何主任负责稳定。
马维庸负责神经减压与监测。
陆晨承担最危险的前路切除和重建。
三个人第一次配合，却像一支已经磨合多年的固定团队。
这种能力很难通过论文和数据展现。
只有真正站在急诊现场，才会看见它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