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爪上，眼睛望着门。它在等那个声音。
下午的光线从门缝里漏进来，在地上画了一道金色的线。尘埃在光线里浮浮沉沉，像无数只小小的飞虫。阿黄盯着那些尘埃看了很久，眼睛开始发涩，但它不肯闭。上一次它闭上眼睛再睁开，老李就不见了。
那天的情形它还记着。
不是用人的方式记着——它记不住日期，记不住钟点，记不住刘婶在门口说的那些复杂的句子——但它记住了一切细节。那天老李咳得比平时都厉害，从早上起来就没停过。他坐在藤椅上，一只手按着胸口，另一只手端着一杯水，水在杯子里晃得厉害，洒了一半在膝盖上。阿黄着急地绕着他的腿打转，用脑袋去蹭他垂下来的手。老李的手很凉，比冬天的地板还凉。
后来老李拿起手机按了几下，对着话筒说了几句话。阿黄听不懂那些话的意思，但它听懂了老李声音里的颤抖。那颤抖让它后颈的毛全部竖了起来。然后救护车来了，白色的车身上印着红色的字，车顶的灯转着，发出一声比一声急的鸣叫。两个穿白衣服的人把老李放在一张窄窄的床上抬走了。阿黄追出去，追到巷子口，追到救护车的后门，有一个白衣服的人把它挡开了。老李躺在那个窄床上，歪着头看它，嘴在动，阿黄听不见他说什么，但从嘴型认出了那三个字。
“阿黄，乖。”
然后门就关了。车就开了。阿黄跟在车后面跑了很久，跑到四个爪子都磨出了血，跑到肺像着了火一样疼。但车子还是越变越小，最后变成一个小白点，消失在巷子的尽头。
回来以后，阿黄就趴在藤椅旁边，没有再离开过。
刘婶每天都来，有时候带粥，有时候带面条，有时候带一些它以前最爱吃的碎肉拌饭。但阿黄总是闻一闻就不动了。刘婶急得团团转，蹲在它面前，把碗往它嘴边推：“阿黄你吃一口，就一口，婶子求你了。”阿黄抬头看她一眼，眼神里的某种东西让刘婶忽然就不说话了。那不是什么凄惨的眼神，也不是什么愤怒的眼神，而是一种平静的、等待的眼神。像是它已经决定了要等，谁也拦不住。
刘婶叹了口气站起来，把碗留在原地，帮老李把堂屋的东西归置了一下。当她拿起搁在茶几上的那个旧相框的时候，阿黄忽然站了起来。
那是老李的相框，木头的，边角磨得发白。里面夹着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是一个梳着麻花辫的女人，眉眼弯弯的，笑得像春天的太阳。老李每天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