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森堡上次来这座城市是1925年，战后的碎石堆还没清完，街角总蹲着裹着破毡子的失业者，冷风卷着废纸往人脸上拍。
可现在踩在花岗岩台阶上，入耳的只有电车的叮当声和远处工地的打桩声。
没有乞讨的孩子，连报亭老板都在笑着往路人手里塞印着“德国科学部”的传单，传单背面印着带花园的研究员公寓，照片里的阳光晃得人眼热。
他往科研部走的路上，特意绕了趟鲁尔区方向的公交站。
记忆里这里该排着领救济面包的长队，可此刻站台上的人都背着工具包，有人在讨论“新式机床的齿轮比”，有人手里攥着《工人培训手册》，封面上皮克的名字旁画着台小型电机。
一个穿蓝色工装的年轻人正跟同伴说：“我哥上周去柏林维护反应堆了，说那设备比煤矿的绞车精密一百倍，工资能买半头猪！”
海森堡还记得，1918年德国投降那天，他在慕尼黑大学的实验室里摔碎了烧杯。
那时他刚满二十，看着穿军装的士兵卸了枪蹲在街头哭，听教授说“以后德国就不再伟大了”，只觉得整个国家都在往下沉。
后来去哥廷根留学，每次收到家里的信，都少不了“鲁尔区工人饿肚子”“马克又贬值了”的话。
他以为这次回来，看到的会是更糟的景象，却没想到连空气里都飘着“希望”的味道。
科研部的红砖楼前早排起了长队。穿学生装的年轻人、戴眼镜的工程师，甚至有几个提着公文包的教授，手里都攥着填好的申请表。
海森堡刚拿出自己的博士证书和核物理研究手稿，负责登记的职员就抬头愣了愣，钢笔尖顿在纸上。
“海森堡先生？您的手稿我们主任昨天还在传阅，说您对铀核自旋的计算，比剑桥那边的论文水平高了不止一层！”
周围有人转头看过来，一个戴圆框眼镜的学生小声说：“是那个搞量子力学的海森堡？我在课堂上读过他的文章！”
海森堡的脸有点热，他还没拿过什么大奖，在国际上也只算小有名气，没想到在德国的科研部里，连普通职员都能认出他的研究。
填申请表时，他在“申请方向”那栏犹豫了一下。
原本想写“理论物理”，可想起刚才在公交站听到的话，笔尖一转改成了“实验堆中子监测技术”。
他想做能落地的事，想让那些在煤矿里挖了半辈子煤的工人，真的能靠技术过上好日子。
傍晚回到小旅馆，桌上已经摆着封烫金信封，落款是“总理府办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