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才具太高，权力太大，以至于模糊了君臣界限。他将皇帝当成了一件需要精心雕琢、完全符合自己政治蓝图的“作品”，而非一个需要尊重、引导的活生生的“君”。这种越界，触犯了皇权最核心的禁忌——绝对的主从关系不容颠倒。
“标儿，”朱元璋转向太子，语气前所未有的严肃，“驭下之道，在于恩威并施，更在于分而治之。可倚重能臣，但绝不可使一人权柄过重，尤其不可使其与内廷、与储君过从甚密，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张居正之鉴，尔当时刻谨记！” 这是他对未来帝王的告诫，也是对自身统治经验的总结。
马皇后轻轻叹了口气，她的担忧更为具体和人性化。“重八，那张居正或许初衷是好的，望君成尧舜。可那般严苛，毫无温情，对一个孩子而言，实在是……唉。” 她看向朱标，眼中充满了母性的怜爱，“标儿，你素来仁厚，将来教导子孙，需记得严慈相济。为君者需明理，也需有常人之性情。若只剩下帝王威仪，失了人伦温暖，恐非社稷之福。”
朱标闻言，深深点头，眉头却锁得更紧。他既反感张居正那种令人窒息的控制，又茫然于如何才能在保持君主威严的同时，不重蹈其覆辙。他理想中的君臣关系，是如同他与宋濂那般，亦师亦友，相互尊重。但张居正的例子告诉他，在至高权力的诱惑与侵蚀下，这种理想何其脆弱。
燕王朱棣将那份不易察觉的冷笑收敛起来，心中却波涛汹涌。在他看来，张居正的错误并非在于严厉，而是在于“不识时务”和“不够彻底”。
“既要行伊尹霍光之事，又何须瞻前顾后，在意那小儿皇帝的喜怒？” 他暗自思忖，“既已大权在握，就当更彻底地掌控一切，或则……在皇帝羽翼未丰之前，便为其选定绝无威胁的辅政班子，甚至……不留后患。” 他的思维更加冷酷，也更加现实。张居正的悲剧，在他眼中成了权力交接过程中控制力不足的反面教材。他从中汲取的，是更加决绝、更加深远的权谋算计。
就在这时，天幕并未完全黑暗，反而再次泛起微光，浮现出几行冰冷的文字，如同命运的判词：
【万历十年，张居正积劳成疾，病逝。】
【身后，万历皇帝下旨抄没其家，褫夺所有封赠，子孙或饿死或流放。】
【其改革措施，除‘一条鞭法’等少数外，大多人亡政息。】
【大明王朝，在短暂的‘万历中兴’后，加速滑向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