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窖门口，每个都缝上了右耳，而那些耳朵，正是玻璃罐里泡着的、属于我家族女性的右耳。
黎明前，我在老槐树底下醒来，手里攥着半片纸耳，上面写着“陈小满”。身后的纸人巷静得可怕，只有巷尾的竹篓里，传来婴儿的啼哭——那是1962年大姑死后，缝头匠用她的耳缝出的第一个纸人，如今，轮到我用自己的耳，缝出第十八个。
回城的大巴上，我摸着右耳突然出现的疤痕，那是道细长的针脚印，和石棺上的图案一模一样。手机突然收到条短信，来自奶奶的号码，上面只有三个字：“缝好了。”附件是张照片，老宅子的西厢房里，十七个纸人整齐地坐着，每个都有了右耳，而第十八个纸人，正对着镜头笑，颈子上的红绳，系着我刚才掉落的半片纸耳。
三个月后，我收到个匿名包裹，里面是个蓝布衫纸人，右耳处缝着新鲜的皮肤，上面有我的指纹。纸人胸口的红笔字被改成了“陈缝头”，而在纸人背后，用浆糊贴着半张旧报纸，边角印着1962年的寻人启事：“缝头匠王某某携十七具纸人失踪，纸人皆缺右耳，颈系红绳……”
此刻，窗外的槐树影突然变成佝偻的人形，手里的铜铃“叮”地响了一声。我后颈一凉，镜子里，我右耳的针脚印正在渗血，血珠滴在纸人颈子的红绳上，渐渐晕染出三个字——该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