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7年下半年开始，最高法院的态度，开始出现了一些微妙的、也是非常关键的“软化”。在审理一些重要的、涉及新政核心内容的关键法案时，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一刀切”地判违宪了，而是开始更多地采取一种“变通”、“妥协”甚至“认可”的态度。
比如，之前一直备受争议的、赋予工人组织工会和进行集体谈判权利的《全国劳工关系法》（也称《瓦格纳法》，以及新政的另一大支柱——《社会保障法》，都在1937年相继通过了最高法院的合宪性审查，获得了最终的法律地位。 这种转变，被当时的一些政治评论家戏称为“挽救了九个老家伙的及时一转弯”，意思是说，最高法院通过适时地改变立场，避免了与行政和立法部门发生更激烈的冲突，也保住了自身的尊严和地位。
再加上后来几年里，一些年事已高、思想保守的大法官（比如在“填塞法院”风波中坚决反对罗斯福的范德文特大法官）相继退休或去世，罗斯福也得以利用总统的任命权，陆续任命了多位思想上更倾向于支持新政（或者至少不那么反对政府干预经济）的新法官进入最高法院（比如着名的自由派大法官休戈·布莱克、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威廉·道格拉斯等人，这些人后来被称为“罗斯福的法院”）。
就这样，到了1930年代末，最高法院这个曾经阻碍新政推行的最大“拦路虎”，也基本上被罗斯福给“摆平”了，或者说，双方在斗争和妥协之后，达成了一种新的、微妙的“默契”和“平衡”。
通过这一系列或强硬、或巧妙、或幸运（比如大法官的退休）的政治运作，罗斯福总统成功地将行政、立法、司法这象征着国家最高权力的“三驾马车”的缰绳，都牢牢地攥在了自己手中（或者至少是让它们朝着他希望的方向前进），建立起了美国历史上罕见的、也是应对空前危机所必需的、强有力的总统权威（可以说是民主国家的独裁总统）。这为他能够顺利地推行规模空前、影响深远的“新政”改革，奠定了坚实的权力基础。也为他日后带领美国应对更大的外部挑战——法西斯主义的威胁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洗礼——做好了最重要的内部铺垫。
当然，罗斯福的这套“组合拳”打下来，虽然暂时稳住了阵脚，但要想让美国这艘快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