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了！”
这种“被坑了”的感觉，这种“好心没好报”的怨气，无疑是美国孤立主义思潮在一战后迅速抬头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催化剂。美国人觉得自己为欧洲流了血，出了钱，结果不仅没捞到好，反而惹了一身骚，还落了个“讨债鬼”的坏名声。这“冤大头”，谁爱当谁当去！
于是，一股强烈的幻灭感和“再也不上当”的情绪，在美国国内迅速蔓延开来。结果就是，美国国会拒绝批准《凡尔赛条约》，也拒绝加入威尔逊总统一手倡导的“国际联盟”！美国，这个在一战中崛起的新的世界强国，就这样，在战后国际事务中，选择了“自娱自乐”，重新缩回了自己的美洲“舒适区”。
当然，缩回去归缩回去，面子上的事儿还是要做一点的。为了显示自己也是个“负责任的大国”，也为了限制一下日益膨胀的日本在太平洋地区的海军势力，美国在1921年至1922年，牵头在华盛顿开了一场海军会议。
这次会议，拉上了英国、日本、法国、意大利等几个主要的“海军俱乐部”成员，大家坐下来商量着怎么限制一下海军军备，别再像一战前那样，你造一艘无畏舰，我就得造两艘，搞得大家财政都紧张。
会议的结果，主要是通过了几个条约，比如《五国海军条约》（限制了美、英、日、法、意主力舰的总吨位比例，美英并列第一，日本第三）、《四国条约》（取代了英日同盟，规定了缔约国在太平洋岛屿属地问题上互相尊重）、《九国公约》（名义上保证中国的“门户开放”和主权完整，实际上也是列强划分在华利益的一种方式）。
这些条约，表面上看，似乎是维护了和平，限制了军备竞赛，也体现了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领导力”。但实际上呢？它更多地反映了美国一种“战略防御”和“有限介入”的思维。通过限制海军军备，可以避免与英国和日本进行代价高昂的军备竞赛，维护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既有利益，但又不用承担太多的国际义务和责任。至于后来在1928年，美国还积极推动并签署了那个宣称要“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凯洛格-白里安公约》（非战公约），那更是理想主义的极致体现了，听起来挺美好，但因为缺乏任何有效的约束和制裁机制，基本上就是一张废纸，除了在道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