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价。
直到1933年底，随着饥荒的蔓延已经严重威胁到国家稳定和农业生产的彻底崩溃，当局才开始有所调整，减少了粮食征购额，并采取了一些有限的救济措施。饥荒的状况才逐渐有所缓和。
但斯大林并没有因为这场惨绝人寰的大饥荒而放弃他的农业集体化政策。他将饥荒的责任，依然归咎于“恶劣的气候条件”、“富农的怠工破坏”以及“农民群众的不服从”，并强硬地宣称，农业集体化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社会主义在农村已经“扎下了根”。
到了1940年，从形式上看，苏联的农业集体化确实已经基本完成了。绝大多数的农户都被“组织”进了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但其代价是什么呢？是数百万无辜生命的消逝，是传统农村社会结构的彻底瓦解，是农业生产力的长期停滞。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苏联的农业总产值，才勉强恢复到1920年代中期新经济政策时期的水平。
这场灾难性的农业“大改革”，淋漓尽致地体现了斯大林执政风格中那种为了达到意识形态目标不惜一切代价、甚至漠视数百万人生死的冷酷无情的一面。
但说到这里，咱们得承认，斯大林的工业化和集体化，确实给苏联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这是历史事实，不容否认。
但是，如果我们站在当时斯大林所处的那个极端险恶的国际环境和苏联自身极端落后的国内现实来看，他那种不惜一切代价、用超常规甚至可以说是野蛮的手段来追求国家快速强大的逻辑，似乎又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当然，这种“合理性”是以牺牲无数个体生命和自由为前提的，其道义基础是极其脆弱的）。
斯大林和他领导下的联共，是真心相信他们正处在一个被资本主义世界重重包围、随时可能遭到侵略和颠覆的“战争前夜”。他们也真心相信，只有迅速建立起强大的工业基础和国防力量，才能保卫这个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当时唯一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被扼杀。在这种“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极端思维和高度不安全感的驱使下，他们选择了用最极端、最快速、也最残酷的方式，来榨取国家的一切资源，去追赶那些已经领先他们几十上百年的西方强国。
可以说，斯大林的工业化，就是一场在和平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