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主要精力仍在“安内剿共”）被迫在1933年5月31日与日本签订了又一个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
这个协定，主要内容是：双方军队都从长城一线后撤，划定了一个西起延庆、东至山海关以东的广大区域为“非军事区”（由中国的警察而非军队维持治安）。
等于国民政府默认了日本对东北四省（包括热河）的占领，并且将冀东这片紧邻平津的战略要地，也置于了日本的势力范围之下！中国军队被挡在了长城之外，华北的门户洞开！日本的“切香肠”战术，又一次得逞了！
《塘沽协定》之后，日本并没有满足，它的目标是整个华北！但直接出兵占领华北，目标太大，容易引起国际干预和中国全面抵抗。于是，日本人又玩起了更阴的招数——搞“政治渗透”，策动“华北自治”。
从1935年开始，日本驻华北的特务机关和军队，开始威逼利诱华北地方的中国官员和军阀（比如宋哲元、殷汝耕等人），要求他们脱离南京国民政府的管辖，成立所谓的“华北自治政府”，实际上就是要把华北变成第二个“伪满洲国”！
在日本的压力和操纵下，一些汉奸（如殷汝耕）还真的在冀东地区成立了所谓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日本人的算盘是，通过这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方式，逐步将华北五省（河北、察哈尔、绥远、山西、山东）都纳入其控制之下。
就在日本的“华北自治”阴谋甚嚣尘上的时候，1936年，日本又唆使由它扶植的伪蒙军（由内蒙古的德王领导）和伪满洲国军队，向西进攻绥远省，企图将内蒙古也从中国分裂出去。
1936年11月，驻守绥远的中国军队傅作义部，在全国人民抗日救亡浪潮的鼓舞下，同仇敌忾，奋起反击！在百灵庙等地，中国军队取得了重大胜利，击溃了日伪军的进攻！ 这就是着名的“绥远抗战”。
绥远抗战的胜利，虽然规模不算特别大，但在当时全国抗日热情高涨、而国民政府对日政策仍然偏软弱的背景下，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
回顾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之前的这六年，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步伐从未停止。它就像一个贪婪的“小个子”饿狼，用典型的“切香肠”战术，一点点地蚕食着中国的领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