灭灭，映得墙上的“光荣下岗职工”奖状忽明忽暗。
接下来的日子，家里像被按下快进键。父亲在五金店借来卷尺，把三米乘六米的空间量了七遍，连墙角的排水管直径都精确到毫米。母亲揣着笔记本跑遍全城，记录下国营百货大楼每件衣服的标价，连纽扣的材质都要摸几遍。我放学回家时，总能看见他们蹲在地上用粉笔模拟货架布局，父亲的中山装裤脚沾满白灰，母亲鬓角别着的钢夹子，夹着从杂志上剪下来的橱窗设计图。
父亲特意买了两挂鞭炮。火药味还没散尽，他就钻进工地。脚手架上的工人笑话他：“老板，这活我们干就行。”父亲却接过冲击钻，安全帽下的眼睛亮晶晶的：“自己的铺子，得知道墙里每根钢筋的脾气。”母亲蹲在旁边递钻头，工装裤膝盖处磨得发白，口袋里还塞着前几天去布料市场捡漏的碎花布头。
装修进入尾声时，母亲突然发现个问题。墙面刷成米白色后，原本看好的木质货架显得太沉闷。她顶着暴雨跑了三家木材厂，最后在城郊找到个老匠人。老人从仓库深处拖出两捆樟木，布满老茧的手抚过木料：“闺女，这是八几年给供销社打的柜台剩料，搁这儿都长毛了。”母亲眼睛一亮，当即掏出定金，第二天就守在作坊里，看着师傅用砂纸细细打磨出木材的天然纹理。
进货的过程更像一场冒险。父亲带着帆布背包坐绿皮火车去杭州，车厢里挤满扛编织袋的商贩。他攥着母亲列的清单，在四季青市场转得脚底起泡。遇到不肯降价的批发商，就蹲在人家档口看货物流向，一蹲就是两小时。有次为了等新款到货，在招待所凑合睡了三天，吃的都是泡面就榨菜。母亲则留守小城，挨家挨户拜访邻居，把她们的尺码和喜好记在小本本上，连谁家孩子上几年级都摸得一清二楚。
开业前三天，全家进入战时状态。我负责给塑料模特穿衣服，手指被别针扎出好几个血点。父亲踩着梯子挂灯箱，母亲举着竹竿调整射灯角度，灯光打在新熨好的连衣裙上，泛起丝绸般的光泽。隔壁文具店老板送来红绸带，帮忙系在门把手上当装饰，嘴里念叨着：“你们这门头的‘章语管"三个字写得真俊，谁题的？”母亲笑着指父亲：“他年轻时在写过大字报。”
开业那天，鞭炮声惊飞了广场上的鸽子。第一个顾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