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我未有好转之势，他强行背我去赖医生的诊所，打了两针才好转。
冬冬吃西瓜时，我问他，“西瓜好吃吗？”
冬冬吐着西瓜籽，说，“恩，好吃，很甜。”
我想了想，还是说出了心里话。
我说，“你为什么不参加补课？”
冬冬看了看远方，说，我”也想补，但田里的稻子不割完就烂地里了。”
我不悦地说，“以前伯母也不种这些，怎么你来了，水稻、花生、红薯、西红柿、甘蔗全种上了。”
我一点没瞎说，冬冬没来之前，伯母也就在家附近的菜园子种点自家吃的菜。
我经常能看到她头戴一顶时尚的防晒帽，肩上挎着一只小皮包，婀娜地往街上走，随着摆动的胯。
而在那些零零碎碎的光阴里，冬冬也仿佛突然悟到干农活的诀窍了，无论是镰刀、斧子还是锄头，一到他手里，就完全没了出息，全听他的主张。
镰刀一挥，好几捆用藤条扎好的芦棘球就滚到了山坡下。
菜地挖土，三下两下，一方土就挖得利利索索、平平整整。
砍柴也是，拿着斧子山上转一圈，保证墙根又堆了一堆高高的柴禾。
冬冬要扛着锄头打胡基，修梯田，举镰刀割稻，握锨浇地，抡镐砍甘蔗，挖红苕，拉着架子车施肥，累得汗水潜淋、神色虚脱。
有一次，我看见冬冬走到鸡窝，抓起一只抱窉鸡就往池塘里扔。
在窝里赖了几天的母鸡蓬头垢面地被扔在空中，象一只笨鸭手忙脚乱地扇动翅膀，乱纷纷的羽毛落在水面上。
冬冬告诉我，把抱窝鸡丢下塘是为了使它清醒过来，好接着下蛋，不然在母鸡的感觉中总有一窝需要孵的鸡蛋。
换句话说，这是一个迫使母鸡丢掉幻想的过程，我都不知道这些，突然就觉得冬冬懂得好多。
也就从那时起，冬冬开始改穿干活的那种粗布灰色衣服。
虽然他对农村的生活经验也越来越丰富，但他明朗的笑容里，也开始加入了忧郁的元素。
每次回到学校补课没看见冬冬，我总是若有所失。
每次上完课，我便去布兰坊的村口，往乡间的小路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