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石铲出土时伴有陶片和蚌器，陶片上的绳纹与大溪文化陶器相似，蚌器则与河姆渡文化同类器物如出一辙。这表明骆越文明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长江流域文明存在密切交流。
四、价值重估：骆越文明的多维密码
（一）稻作文明的实物见证
楔形双肩大石铲的出现，标志着骆越地区进入犁耕农业阶段。在恭城牛路冲遗址，考古人员发现碳化稻米与石铲共存，经鉴定为人工栽培稻，距今约4800年。这比岭南其他地区的稻作遗存早近千年，证实广西是中国乃至世界稻作文明的重要起源地。
石铲的分布范围更揭示了稻作文化的传播路径。从隆安、扶绥到越南北部的广宁省，石铲遗址呈带状分布，与现代水稻种植区高度重合。这种“大石铲文化带”的形成，得益于骆越先民通过左江、右江水系进行的文化传播。
（二）社会结构的文明刻度
大石铲的制作和使用需要高度的社会组织能力。在大龙潭遗址，考古人员发现专门的石器加工场，场内分布着切割台、磨石坑和废料堆，显示出专业化的生产分工。而石铲在祭祀中的集中使用，则暗示当时已出现祭司阶层，社会结构向复杂化演进。
石铲的大小差异也反映了等级分化。普通聚落出土的石铲一般长30-40厘米，而大龙潭遗址的“巨型石铲”长达77厘米，重约10公斤，显然属于权力象征物。这种“礼器化”趋势，为后来骆越方国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三）艺术审美的原始觉醒
楔形双肩大石铲的造型艺术达到了极高水准。其束腰弧线的曲率半径精确控制在5-7厘米，双肩夹角误差不超过2°，体现出严格的工艺标准。部分石铲表面还刻有抽象的雷纹、云纹，这些纹饰后来演变为青铜器上的饕餮纹，成为中华文明纹饰体系的源头之一。
石铲的对称美学更具深意。双肩的镜像对称、束腰的黄金分割比例，不仅符合视觉美感，更暗含骆越先民“阴阳平衡”的哲学观念。这种审美意识的觉醒，为岭南艺术的发展埋下了伏笔。
五、文明对话：从骆越故地到世界舞台
（一）东南亚文明的源头活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