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铭文中最长的一篇，其内容可分为五段，犹如一部微型的西周政治教科书。铭文开篇追溯周文王、周武王的开国伟业，感叹“皇天引厌厥德，配我有周”，强调天命所归的合法性。随后笔锋一转，描述当时“四方不静”的动荡局势，周宣王以“父歆”（对毛公的尊称）相称，命其“辥我邦，我家内外”，全面掌管国家政务。
周王在铭文中反复强调“毋折缄，告余先王若德”，要求毛公随时向自己汇报先王的治国之道，以“康能四国”。这种君臣之间的密切互动，折射出西周晚期中央集权的加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周王赋予毛公“专命专政”的权力，明确规定“厥非先告歆，父歆舍命，毋又敢专命于外”，未经毛公同意的政令不得施行，这在等级森严的西周社会堪称特例。
铭文还详细记载了周王对毛公的赏赐：从祭祀用的秬鬯美酒、礼器圭瓒，到象征身份的朱芾、玉环，再到战车、马匹、兵器等军事装备，总数多达数十项。这些赏赐不仅是对毛公的嘉奖，更是周王巩固统治的政治手段。毛公为报答王恩，铸鼎纪事，希望“子子孙孙永宝用”，让这份荣耀世代传承。
四、青铜器铸造的巅峰之作
毛公鼎的价值不仅在于铭文，其本身也是西周青铜艺术的杰出代表。它采用典型的范铸法，鼎身与铭文一次浇铸成型，显示出高超的铸造工艺。尽管纹饰相对简洁（仅口沿下饰重环纹），但造型雄浑大气，线条流畅自然，体现了西周晚期青铜器从神秘庄重向世俗化转变的趋势。
鼎内铭文的书法艺术更是独步天下。其文字结体方长，笔画圆劲茂隽，布局严谨而不失灵动，被誉为“金文之冠”。清末书法家李瑞清曾评价：“学书不学毛公鼎，犹儒生不读《尚书》也。”铭文的书法风格对后世篆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历代书法家临摹的典范。
从考古学角度看，毛公鼎为研究西周晚期社会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铭文中提到的“卿事寮”“太史寮”等官职，印证了《周礼》中关于西周官僚体系的记载；“三有司”“师氏”“虎臣”等职官的设置，揭示了当时的政治架构。此外，铭文多次提到“毋敢湛于酒”“毋敢龏槖”（不得贪婪），反映了西周晚期对官员德行的重视，与《尚书·酒诰》等文献相互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