痕，显示出明代景德镇窑高超的成型技术。内壁施白釉，釉色白中闪青，外壁青花纹饰采用“双勾填色”技法，先以细线勾勒轮廓，再填入青料，使图案立体感极强。值得注意的是，流口处原本应有金属镶制装饰，如今虽已缺失，但残留的痕迹仍能让人想象其当年的华丽。
三、瓷海钩沉：青花军持的考古发现
澳门博物馆的这尊青花军持，与澳门圣保禄学院遗址出土的万历时期青花军持瓷片高度相似。2010年，考古人员在圣保禄学院遗址发现一处大型基岩坑，出土大量克拉克瓷残片，其中就包括青花军持的残件。这些瓷片的纹饰、胎质与1602年沉没的荷兰kraak号帆船所载器物相同，印证了澳门在晚明瓷器贸易中的重要地位。
类似的军持在东南亚海域屡有发现。1998年，马来西亚海域发现的“万历号”沉船上，出土了一件青花军持，其造型、纹饰与澳门博物馆的藏品如出一辙。这件军持胎体厚实，外形似驮着重物的大象，流口处绘有海马纹，是景德镇民窑为适应伊斯兰市场需求而特制的外销瓷。此外，菲律宾发现的西班牙圣地亚哥号沉船中，也有同类军持出水，进一步证明了明代青花瓷通过澳门销往世界各地的贸易网络。
从考古学角度看，军持的广泛出土反映了明代海上贸易的繁荣。景德镇窑工根据不同地区的需求，生产出造型、纹饰各异的军持：销往东南亚的多饰以缠枝莲、海涛纹，迎合伊斯兰文化；销往欧洲的则采用开光花鸟纹，符合西方审美。这种“定制化”生产模式，使军持成为跨文化交流的实物见证。
四、文明密码：青花军持的多维价值
这尊青花军持的价值，远不止于艺术层面。从历史角度看，它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实物见证。军持的扁腹设计便于在颠簸的海船上固定，乳状流口则防止水花飞溅，这些细节都体现了明代工匠对航海需求的精准把握。而青花钴料需从波斯进口，更印证了中外技术交流的频繁。
在文化层面，军持体现了宗教与世俗的交融。它既是佛教僧侣的法器，也是伊斯兰教徒净手的用具，还被普通百姓用于插花拜神。澳门博物馆将军持与明代玉壶春瓶、近代望远镜等展品并置，巧妙呈现了不同文明在澳门的碰撞与融合。这种跨时空的对话，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