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线织的围巾，两米多长一条，两头挂着流苏，往脖子上一搭就自觉是《上海滩》里的许文强，还得是发哥那一版。
但真的要保暖，围巾的正确使用方法应该是对折在脖子上绕一圈，然后把一段从对折的口子中间穿过去，再拉紧——就是那种要把自己勒死的绑法。
不要问何米是怎么知道的，问就是她被何美兰勒过。
嗯？
何米突然有主意，操着一口蹩脚又矜持的京粤台闽混合神奇口音：“围巾当然是要的啊，不过唔是叮好啦，何美兰，何美兰在哪里呐？定的二十万袜子准备好了没有呐？”
二十万这个数字一飘过，登时连嘈杂的市场也安静了。
是，此时的义务是富裕，可这个富裕也仅仅是“万元户”的普及！
十五万？
绝大部分商铺一年的销售额也不会超过二十万！
但能不能吃下？
必须能啊！
一家店吃不下，这里光卖袜子的就有小两千家！
“轰”的一下，原本招呼客人的商贩登时全都涌过来了。
“您是港商？”
“何美兰是谁？”
何米操着口音把老妈的样子年轻三十岁重复了一遍，又拍出张蓝色四人头的百元钞：“有没有人帮唔去找找啊？找到唔给钱呐！”
一出手就是一个月工资啊！
果然壕气！
人群被金钱刺激，反而一静，过了一会儿推出个头来，五十多岁的女人，瘦小，但一身敢拼敢闯的莽劲。
何米居然还认识，姓冯，人送外号提篮女，敬称冯姨，敢追着县高官拍桌子的主儿，硬生生追出了义务第一代小商品市场和后来三十年的富裕发展。（注）
她虽然不是义务最大的商人，但是入场早，敢出头，人仗义，在别人还把进货地藏着掖着的时候就带半个村的人去组团进货带人发财，所以威望极高。
不过何米印象中的冯姨已经不是如今这意气风发的模样了。
“老板是粤省来的？”冯姨眼睛毒，没再问是不是港商的蠢话。
这要是港商还一个人来？现在的县高官都得全程陪同。
“唔。”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