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鉴，照得见千年兴替，却照不见汴河码头因停发市易贷而破产的船商眼泪，映不出开封郊外重新扛起差役扁担的农户脊骨断裂的凄楚。
我写司马温公的\"迂腐\"，并非是贬损其人格，实是叹其困于历史的褶皱。他像极了捧着《周礼》药方的老医正，坚信只有千年古方才能调理元气，却看不见病人唇间新溢的血色。而荆公恰是那个冒险开出麻黄汤的郎中，纵然药性峻烈，终究是想把奄奄一息的病者从床榻上拽起来。
第三，聊聊历史评价的循环迷宫。
千年来对他们的评价恰似钟摆运动：南宋朱熹斥王安石“弃诚怀诈”，元代史官将其钉上“靖康祸首”的耻辱柱；而清末梁启超却称其为“三代以下唯一完人”。司马光同样经历从“元佑奸党”到“儒家完人”的沉浮，其画像曾被哲宗下令销毁，又被清帝悬于孔庙。这种反复不仅源于政治需要，更暴露历史书写的吊诡——当《资治通鉴》成为帝王教科书，编纂者的保守立场被悄然神圣化；当现代化进程需要改革图腾，王安石又被重新赋魅为“穿越者”。
两人的争议早已超越具体政策，直指人类组织社会的根本命题：当传统成为枷锁，是应像王安石般挥动变革之斧劈开混沌，还是如司马光般谨小慎微维系秩序？北宋的悲剧在于，王安石看到的是土地兼并的毒瘤，却用手术刀切断了社会毛细血管；司马光诊断出新法的排异反应，却选择倒退回治疗前的溃烂状态任其恶化。这让我想起黄仁宇在《汴京残梦》中的叹息：\"他们都在医治同一个病人，却各自划开了不同的伤口。\"
但“变法死，不变亦死”，如果非要在两种死亡方式中去选择，那我们宁愿做王安石，做一只“宁鸣而死，不默而亡”的涅盘凤凰，去为自己深爱的国家争取那一线生机。
今人读史，常困于\"成败论\"的窠臼。但请诸君试想：若没有熙宁年间那场失败的变法，南宋陈亮怎会疾呼\"王霸并用\"？朱熹又何以反思\"义利之辨\"？王安石的真正遗产，或许正是用他破碎的理想，为后世撞开了一扇思考的大门。
绍兴七年，南逃的赵氏朝廷重新启用经界法，奏疏里赫然写着\"参熙宁方田遗意\"；洪武十九年，大明宝钞的流通机制暗合市易法精要；甚至八百年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