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谢，受教了。”
王安石先生的思考很棒，毕竟人力、精力有限，罗马也不是一天建成的啊。现在，让我们再请最后一位变法的雍正皇帝讲话。
雍正正襟危坐，冷峻的脸上流露出些许不屑：“你们宋朝的手段太软了，贪官污吏不杀、忤逆犯上不杀、阻挠变法的居然也不杀。
这样的话，就一定有人会搞政治投机，会不惜被贬官、罢官也要反对变法，因为这样就能攀附上旧党的大官，就一定能卷土重来。你们宋朝当时孙觉、李察、刘挚等被贬走的120多人，不都后来在司马光恢复旧法时又被重新重用了吗。
因此，在我看来，要想做好监督，你得要能——‘震慑’，让人对监督行为和监督结果都望而生畏，让想反对变法的人都给我闭嘴。
我们清朝当时的情况是，土地主要集中在富人手中，以往按照人头征收丁税使得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力负担，普遍出现‘或逃或欠’的情况，为此我直接用一招就破了局，那就是摊丁入亩，改人头税为土地税，一下子就把富人的钱给挤出来了。
而我减小变法阻力的办法就一个，那就是一个字‘杀’，再不服那就抄家灭族。我是出了名的抄家皇帝，但只有这样才能让人慑服。”
王安石貌似被惊呆住了，半晌才说了一句话：“我们大宋确实做不到这一点，但是你也给我了我一些启发，变法中我应该更强硬一点。”
诸位成功的改革家们，你们都根据当时的现实环境拿出了最适宜的变法方案，顶住压力、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改革，改革不易，向您们致敬。
而历史上其他的改革家也都以超乎常人的洞察力、超越时代的思维高度，看到了所处时代的弊端，拿出了能济世救国的良方，可惜大多数都失败了，只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个孤独落寞的身影。除掉反对派的因素，更多的是因为他们过于自信、过于急切、过于理想化，结果就是“连有效监督都做不到”，这也就是改革大师富弼会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原因。
成功的改革，都是在有效监督下一点点试探性前进的改革，像是一场在沼泽地里摸索前行的探险之旅。成功的改革家，也都不会奢求一次性的就把世界改造成自己理想的样子，而是一点点的感受现实的特点，一次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