役法，多项变法也都存在扭曲执行的问题。比如青苗法方面，确实出现了强制摊派的现象，大量农户因此背上了巨额债务；市易法方面，由于价格波动剧烈，“市易务”机构出现了大额亏损，为了弥补亏空，逐渐出现了“挟官府而为兼并”的不良情况，大量小商小贩因此破产；保甲法方面，由于缺少对“保长”权力的监督，各地普遍出现了滥用权力欺压保丁的情况，很多人为了避免当保丁而自截手指、自断胳膊。
在以后的日子里，王安石拼命重复做着一件事情，那就是亲自监督，他到处巡查、日夜查账，严厉处罚被那些发现问题的官员，然而这只是没有人手的无奈之举，即便是累死，光凭王安石自己是哪里管得过来这铺天盖地的黑暗。
在缺少有效监督的前提下，王安石始终还是低估了人性的贪婪，一场变法让帝国上上下下爬满了蛀虫。上面要办水利，下面人就收工程款，上面要搞保甲比武，这些人就收活动费，反正没人管、没人追责，那就雁过拔毛、敲骨吸髓好了。这场自上而下的改革最终也千疮百孔，沦为了一场高层自说自话的独角戏，而百姓也变得越来越困苦。
然而，即使出了这么多、这么大问题，“拗相公”王安石也绝不能服软，不敢停下来，因为自从结上了党，变法就成了一辆刹不住的列车，即使王安石自己想停下来，新党成员也都不会同意。所有人的命运都同新法绑死在了一起，一旦朝廷中止变法、否定变法，旧党就必将卷土重来，新党这些人的价值将不复存在，那些与此相关的荣华富贵也将烟消云散。
另外，王安石自己也还抱着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就是觉着通过他夜以继日的拼命维护，新法慢慢地总能回到既定的轨道上来。
为了继续施行新法，坚定皇帝的信心，新党们一方面极力排除异己，谁要是敢在皇帝面前说新法的不好，立马就驱除出京，一方面极力阻塞言路，外界关于新法不好的舆论全部给它堵在宫外。
不知不觉中，风险在缓缓积聚，就像不断垒高的积木，曾挡住过无数权贵强推的新法，也终将被一个小人物一下子就撞得稀里哗啦。
在变法的第六年，熙宁七年的四月，事情又出现了变化。这一年河北、京东、陕西等地出现了连续八个月的旱灾，土地颗粒绝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