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促进了生产发展。
但王安石没有意识到新法的问题，免役法同样没有设置配套的监管法令和举措。
同时实施的是第五部“保甲法”，这也是一个号称“跨越时代”的经典法条。它规定百姓每十家组成一保，五十家为一大保，五百家大保为一都保，无论是保长、大保长，还是都保长，都是由财产排名在前的几户轮流当值，农闲时集合保丁进行军训，夜间轮差巡查，维持治安。
王安石目的很明确，保甲法既可以“寓兵于民”，以节省国家的大量军费，又可以建立严密的治安网，把各地人民按照保甲编制起来，以便稳定封建秩序。
但王安石无心插柳，不小心打破了一个自古以来的国家管理定式，那就是——“皇权不下县”。
从秦朝设县以来，由于精力和手段所限，县官作为一个临时的外派人员，根本无法开展深入民间内部的征税、徭役等繁杂事务，就只能尽量避免对具体治理的介入，而是以宗族为单位委托族长、乡绅代为办理。久而久之，这些人就慢慢做大，形成了地方实力派，他们手下管着成百上千户人家，一旦天下有变，他们就能立马揭竿而起，趁势分一杯羹。
王安石保甲法意义在于：在地方利益的分割上，好比是几个人分西瓜吃，以前老是固定族长一个人切，那其他人为了利益，就肯定会听这个人的；这保甲法实施后，一下子改成了几个人轮流当保长、轮流切西瓜，那么权力就不再集中在一个人手上，就有效防止了一家独大，而这被分割后的权力也再无力对抗中央。
可以说，王安石开启了一个国家权力向下渗透的先河，后来这个保甲法延续到了明清、民国，比如我们在电视剧《白鹿原》里就能清晰地看到，保长鹿子霖是怎么通过行使行政权力，来限制族长白嘉轩的，这两个角色的对比和互动，不仅展现了白鹿原上复杂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结构，也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宗法制度和行政权力的交织与冲突。甚至到了改革开放之前，基层治理中也有着保甲法的影子。
紧接着，针对大富商的囤积居奇、垄断物价的行为，条例司又推行了“市易法”。朝廷在开封设立都提举市易司，在广州、杭州等十九个较大城市设市易务，参与大宗商品买卖，以调节市场、稳定物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