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瑗是“真先生”。
此时，治理国家弊病的重任就落在 “真宰相”富弼的身上。这时候的富弼不再是庆历时期那个三十来岁“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年轻人，而是早过了知天命的年龄。
在多年郁郁不得志的外放生涯里，每个寂寥的深夜里，富弼都在秉烛沉思、在一点点感悟着，慢慢地，他领悟清楚了四个字——“因势而变”的道理。
上一次的失败宛如兜头浇了一盆冷水，让富弼彻底清楚了，要想大刀阔斧地建设一个理想的大宋，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君主坚定不移地支持，而自己的君主只是个懦弱的人。皇帝想要的不是一个能开天辟地、继往开来的大宋，而只是一个能维持运转下去的国家而已，那么现在自己所能做的，也顶多是个帝国的修补匠。
他的新搭档韩琦，此时也和他有着同样想法。随之改变的是两人的性格，他们都不再像以前那么急躁冒进、锐气凌人。在以前的庆历年间，富弼、韩琦是高高在上、“礼绝百僚”，而现在的他们都是平易近人、“折节下士”。
嘉佑之治的国家治理，不像庆历新政的铺天盖地般的声势浩大，也从来没有什么体系和纲领，而是哪坏修哪、零零散散，低调得都几乎没有引起史学家的关注。
嘉佑元年（1056年）四月，朝廷出台了限制通过祖辈补荫来获得官位的新办法，“自是每岁减入流者无虑三百员”，这实际上就是范仲淹“抑侥幸”的细则化。
嘉佑二年（1057年），朝廷正式颁布了针对转运使、提刑官等地方官吏的年度考核办法。这是对范仲淹“明黜陟”的具体实践。
嘉佑二年（1057年）十二月，朝廷下诏，以后的进士录取人数减半，且对考试科目进行改革，增加了时政策论和经义理解的内容，更加突出实用化、突出考查学生能力，这其实就是范仲淹“精贡举”的科举考试改革内容。
嘉佑三年（1058）十一月，朝廷诏令全国各路转运使详细筛查出可以减免的徭役，加以统计后进行了全面减免，光嘉佑四年一年就“省二万三千六百二十三人”的徭役人数，很好地减轻了百姓的差役负担。这正是范仲淹的“减徭役”新政的实践操作。
嘉佑四年（1059）八月，针对普遍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