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那么多，手段那么狠，打得他几乎喘不过来气，他向身后看去，想找到一个支持的眼神，看见的却永远是一张阴沉不定的皇帝臭脸。
现在自己又陷入了信任危机，整天被皇帝质疑，这样严峻的形势，变法根本就推行不下去。此时的范仲淹，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为什么明明所有人都知道改革是对的，于国于民都好，但为什么就是艰险重重？
他知道自己必须得走了，再不走的话，整个革新派眼看着就会立马团灭。那就走吧，但愿皇帝能慢慢想明白自己这些人的良苦用心。
正好这时，河东路传来了辽国举兵要攻打党项人部落的消息，并且已经在大宋北部边境聚集了大量军队。早看形势不对的范仲淹就趁势申请前往巡视，被批准后，于庆历四年六月以陕西、河东路宣抚使外派，暂时离开了朝廷。
八月，富弼以“不自安于朝，欲出避谗谤”，奏请前往守卫河北，被批准后，以河北宣抚使的身份巡边。同月，大嘴巴欧阳修也被委任为河北都转运按察使，巡按河北吏治。
这宣抚使、按察使的巡边都是临时性的差事，所以范仲淹的参知政事、富弼的枢密副使、欧阳修的知谏院职务都依然保留着。但实际上，他们失去了对中央朝局的即时控制力，这一去必然凶多吉少，此时很多还留在京城的革新派们不约而同地写诗、写文章道出了深深的担忧——“范仲淹，您还能回得来嘛？”
紧接着，“墙头草”的中间派宰相晏殊也受到了牵连。改革伊始，他先是遵从皇帝的想法与站在了革新派这边，帮助一起推行新政。后来皇帝对改革的态度转为了质疑，晏殊也依旧追随皇帝的想法做了站队，对昔日一手提拔的那几个改革派进行了打压，比如他坚持要将富弼、欧阳修外放。然而晏殊不懂的是“残酷的政治斗争中，不是朋友那就是敌人”的道理，这就让革新派和旧党同时对他口诛笔伐，眼看干不下去的晏殊就自请罢了相，到了颍州（今安徽阜阳市）做了知州。
不久，书信案的当事人石介也受不了这朝中纷纷攘攘的谣言，主动请求调往基层，很快就获批，转任到濮州任通判。由于内疚于自己牵连了这么多人，石介终日郁郁寡欢，还没到任就病倒了，于次年七月病死在了家中。
政治斗争是极为残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