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思很明白，我和我的后代们将向所有士大夫施恩，将和士大夫共治天下；又因为是刻在石头上的，所以合同长期有效。
从此，士大夫集团就背上了知恩必求报的良心债。如果说“忠君”是上流社会的道义追求，那么最简单的“恩义感”就是人民群众的普适价值观，是人类的道德底线。如果哪个士大夫敢于背叛皇帝，那就是背叛整个士大夫集团，甚至将被全体人民所不齿。
更巧妙的是，因为这个誓碑在名义上又是秘密的，士大夫们就没有办法拿这个誓言去找皇帝兑现承诺，进而捆住皇帝的手脚。你要是敢大庭广众之下拿个“莫须有”的东西去要挟皇帝，那你就是窥探皇家隐私，欺君罔上、罪加一等——这就是赵匡胤的第二个“无法兑付”的实证逻辑。
宋代的皇帝们都读懂了赵匡胤的意图：“对于士大夫不是不杀，而是不轻易杀”。终宋一朝，皇帝们都很好地践行了这个理念，范仲淹对此曾经隐晦地描述过：“祖宗以来，未尝轻杀臣下”。
赵匡胤以后的皇帝们，除了宋仁宗性格仁厚，杀的官员较少以外，其他的皇帝也没少杀官员；但是翻遍宋史，士大夫们从来没有因此表达过怨念、攻击过朝堂。
这是因为心理学大师赵匡胤先生在里面藏了第三个“白马非马”的诡辩逻辑：“我是不杀士大夫。但是你只要贪腐了、只要威胁到皇权统治了，你就不忠不义，你就违背了士大夫的精神，那你就不再是士大夫了；既然我杀的只是一个当官的，又不是士大夫，士大夫集团就没有叫板的理由”。
赵匡胤的谋略是成功的，不像明初胡惟庸谋反、明末士大夫集体抛弃了崇祯皇帝那样，整个宋朝三百年，都没有发生过士大夫造反或者悖逆的事情。
也正是有赵匡胤的“不得杀士大夫”的誓碑遗训，才能有陆游等名臣发出“九疑联翩湘水秋，忠诚内激涕自流”的肺腑之言，宋亡之时才能有如此多像文天祥一样的士大夫为国殉节。
最后的第三条“不杀上书言事者”，为的是给后代帝王权力加以制约，防止出现暴君昏君。
赵匡胤明白，没有任何约束的至上权力将会无限放大人性的恶。如果出现一个无人压制的荒淫无道的皇帝，会直接把王朝拖入深渊，前朝无数先例证明了这一点。